“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长征中的故事10个_红军长征的简短小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更多与“长征”的相关文章内容推荐【↓ ↓ ↓ 】
关于红军长征小故事大全
关于长征的故事有哪些
红军长征途中的感人小故事
红军长征中的小故事经典
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有哪些
长风，从一个地方走过，吹散年年的传说
时间，从每一个心灵流过，刻骨的记忆像一条长河
花朵，从一程一程的生命开过，堆积多少光荣与梦想
我们，从圣洁的书页之间走过，有一种精神总是念念不忘……
序语：陈云曾随红五军团踏上长征路。1935年6月，他受党委派离开长征队伍，由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随军西行见闻录》就是陈云在赴苏前的日子里，在上海写下的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
陈云两面写长征的奇妙绝招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陈云以一个国民党军医的口吻，详细记述中央红军长征历程的文章。之所以用国民党军医的口吻叙述，是陈云在撰写时就考虑到了如何应付国民党军警的盘查，以便将此文顺利带出国境，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汇报。因而，文章不仅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口吻来写，而且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廉臣”。开篇称，作者“廉臣”先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位军医，服务于国民党军队四年，前年随国民党军五十九师于江西东黄陂之役，被俘于红军。“被俘之初，自思决无生还之望，但自被押解至红色区域后方之瑞金后，因我系军医，押于赤军卫生部，赤军卫生部贺诚亲自谈话。当时因赤军中军医甚少，他们要我在赤军医院服务，并称愿照五十九师之月薪且每月还可寄回六十元安家费。我系被俘之身，何能自主，惟赤军尚有信用，除每月支薪外，即每月之安家费，亦曾得着家母回信按月收到。自此以后，我几次被遣至石城之赤军预备医院，时而调回瑞金之卫生部。”
“廉臣”先生在这些假托之词后，便描述他作为“军医”，如何为毛泽东同志、朱德治病，其中写道：“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同志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像，完全不同。”
陈云极为巧妙地借“军医廉臣”之见闻，写出了被国民党称为“赤匪”的红军及其领袖的真实面貌：“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同志、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同志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伕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是军长，谁是师长。”
日常生活中陈云不苟言笑，公众在镜头前看到的他，总是一副严肃的面孔。其文也如其人，他的著作多是政治论文的严肃笔调。然而，《随军西行见闻录》却用生动活泼的笔调描述了红军长征翻山越岭、英勇作战的感人场景，这在陈云著作中并不多见。如文中对红军长征中过老山界时的情景，描述得非常生动、细腻：老山界这座山高得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爬着高山，大家不停喘气和汗流浃背。正在这个时候，忽听见隐隐有留声机的声音，正唱着：“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一张片子唱完，又听见一阵歌声：“同志们快起来拿刀枪，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原来是政治部的宣传队正摆着宣传棚，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的精神，使之忘却行军之疲劳。在宣传棚旁边的石头上，拿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啊!还有二十五里就到山顶了。”“竞赛一下，看谁先上山顶?”经过宣传棚的留声机和唱歌，的确让我们把上山的疲倦忘掉了。我们队伍内的那些小看护生也唱起来了：“……骂一声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这样一唱，又到处引起唱着：“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唱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照着路向上走，这样走了共有十二个高峰，才到山顶。当然到了山之最高顶，大家就兴高采烈，精神振奋。时间已经下午四时了。但是八十里的高山，终于走到了山顶。
陈云以“廉臣”这么一个“局外人”的叙事角度，记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由于陈云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善于抓住种.种细节，所以文章让人读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极具感染力。
后记：《随军西行见闻录》于1936年3月在巴黎《全民月刊》杂志相继发表后，不久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传到国内后，很快走俏于当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广为流行于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其中明月出版社出版时，把书名改为《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长征两面写》。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西行见闻录》被多种书籍收录。
当红军一路来到遵义时，很多普通战士并不知道党内最高层发生了“改变中国航向”意义的变化。
他们只关注在贵州这个第二大城镇里，能否吃到好东西。结果，在遵义呆着的十天里，没有行军，没有打仗，用红军战士自己的话说，是在遵义享受了十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摘自《遵义日记》)。有的战士几乎天天下馆子。他们找到城里最大的川味饭店，而且，一下子点了“辣子鸡丁”“酸醋鱼”等六七道菜。结果，那老板一看生意来了，就玩起了今天国人非常熟悉的“偷工减料”“偷梁换柱”的勾当。将一盘菜量减少不说，还将鸡肉藏起，里面放些更便宜些的猪肉。从古至今，中国人玩生意上的把戏，都是无师自通的。
还有的红军战士想把从别处得来的兽皮，改成合身的衣服，结果，又被当地的裁缝给偷偷割去不少皮料，占了红军小战士不少便宜。
当在遵义呆到第七天时，更新鲜的内容，吸引了无数年轻的红军战士：晚上要召开与女生跳舞的“同乐晚会”。这对于很多青春期的红军战士来说，真是一个想起来就十分开心的事情。结果，遵义最时髦的女孩子被邀请来，晚上5点整，晚会开始。当女孩子们登场时，红军战士给予了最热烈的掌声。但高潮时刻的到来，则是红军中一个叫“萧队长”的人的上台时。萧队长个子高大，但他跳的苏联高加索舞蹈，却十分敏捷。他与女孩子一起跳舞，吸引了无数人眼球，掌声震天响。
当很多红军战士已经对这个城镇感到某种厌倦时，第十天姗姗来迟。
半夜时分，一道军令下来，天还没有亮，红军战士又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读着这样的故事，才真正感受到鲜活的生命的存在。才感到原来打江山者，也都不是什么神，而是充满着人性光辉的普通人。
现已__岁的老红军李国策，系山西省军区原顾问。当年在长征中，他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在红军长征胜利__周年之际，近日，李老撰文回忆亲历长征的艰难险阻，读后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__周年。我作为一个幸存者，仍旧健在的老红军战士，不禁又想起长征那艰苦卓绝的年代，想起我那些长眠的英勇战友。__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红军长征艰难的革命历程，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仍需要发扬光大。为此，我撰此文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缅怀英烈，激励后人。
穷孩子参加红军走上长征路
我是1917年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穷孩子。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大力扩红，我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虽是少年，父母却也支持，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先在当地独立营，后编到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1年实行战略转移，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了四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动，策应、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挥师西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一起北上，并与红一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雪山草地。不久，由于张国焘闹独立，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部队返回南下，使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后来在成都以西遭到四川国民党军阀军队两次大举进攻，我军兵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张国焘看到没有别的出路，经过党中央与他激烈的斗争，使他在1936年春天率领部队返回北上，然后西进，并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此后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我们又第三次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沿途环境十分险恶，除了敌人日日夜夜的围追堵截，进行大大小小的战斗外，还要战胜深山峡谷，雪山草地，湍流江河。红军得不到一点休息，大家疲劳到了极点，往往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但一旦出现敌人，又精神百倍地杀向敌人。我们大部分战士都是从南方北上，根本没有御寒的棉衣。翻雪山，过草地，一时风雨，一时暴雪，冷冻就是第一杀手。我亲眼看见过部队在夜间派出去一个班担任警戒任务，第二天全班战士都冻死的惨状。我们过草地，第一次、第二次只走了草地的一个角，各走了10天走完。但第三次过草地时，走的是草地的中间，走了一个月。茫茫草地，荒无人烟，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这么多部队，走不了多久就断粮断炊了。只好煮皮鞋、皮带、枪背带、挖野菜充饥。最后这些都吃光了，冻饿之下，体弱的、有病的战士牺牲的越来越多。草地的红泥水把战士的双脚泡得发亮发肿。我们只有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求生的信念，顽强地走，最终走出了草地。
而大雪山是一座连着一座。过草地前后，都要过雪山。大雪山有几千米高，山下是峡谷森林，山上是终年厚厚的积雪。有的地方厚达几十米。我们站在雪山顶上远望，茫茫雪海望不到尽头。雪崩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多少天都看不到一块没有雪的土地。红军战士由于白雪的反光刺激，两眼红肿，眼球突出;由于长期缺粮面黄肌瘦，衣服也破破烂烂。但仍旧昂首挺胸，一往直前。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全部红军不足3万人，许许多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途中，胜利来之不易。
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
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
当年红军翻过的雪山。
在未过草地之前，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在毛儿盖与松潘县之间的拉子梁担任防御任务。敌机天天来轰炸扫射。敌机一来，我与其他两名战士就躺在用松树枝搭的棚子下边。那次敌机的***一声巨响，我虽安然无恙，身边的两个小同志却都牺牲了。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这样离去，我恨不得把敌机一把抓下来撕个粉碎。
过了两天，敌机又一次来轰炸，我急速蹲下来。***就落在我前面3米远的地方，只觉得地面一震，我心想这下“报销了、光荣了”。抬头一看，***像个铁人一样，竖在地上，没有炸响。***把松树擦掉一块大皮，松枝落了一地。我想也许是地上积的松叶很厚，地面松软，所以未击响吧。
在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一脚没有踩上有草丛的泥疙瘩，我掉进了泥潭，人往下沉。我大声叫喊，一位剧团姓朱的战友，把笛子伸过来救我，我抓紧笛子，用力往上爬，终于爬了上来。
过丹巴大铁索桥时情况很危险。这种铁索桥是在大山峡谷中，由少数民族在河两岸悬崖绝壁上，用粗大的铁链固定在巨石或铁桩上，平铺数条大铁链，再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成的。过桥时颤动摇晃，桥下波涛汹涌，过桥的人头昏目眩。我们红军多次过这种桥。丹巴河铁索桥特别大。我们第一次南下，第二次北上，两次过这座桥。当时桥已被敌人破坏了，铁链稀少，木板缺乏，扶手铁链也没有了。桥又长，弹力更大，我们部队要过它，战士之间的距离要拉开几米远一个人，轻走，慢走，减少震动，防止弹跳太大。即使如此，还是不时发生战士掉下河中的事。我走到桥中间，心情紧张，头昏目眩，迅速爬下来，紧抓铁链，等弹跳小一些了，平稳一些了，又站起来慢慢走，才走了过去。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遭到军阀疯狂进攻时，我所在的二六七团在百丈关一带防御。敌人天天发起攻击，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有一天战斗正酣，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就落在了碉堡旁边，我和另外3个战士正在碉堡前的工事里。炮弹响了。只听一声巨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清醒过来，就想爬起来继续战斗。但两名战友压在我的身上，我动弹不得，就慢慢把他们两人从身上推开，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觉得腿部剧烈疼痛，坐不起来。这时才发现大腿在流血，疼痛更加剧烈。敌人又冲了上来，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了。这时一名通信兵跑来，立即背着我往后方跑。下山不远处，到了师医院。医生检查我是两股骨贯通重伤，送到总部医院为我手术。由于伤残，有点文化，上级命令我留在总部附属医院任院部书记。
在二次北上时，有一天在山谷中行军走错了路线，部队只有露营在山谷中，等天亮后再找大部队。到了下半夜，敌人开始袭击我们，枪林弹雨，激战中我觉得有个东西打了我的背部。战斗结束后，我卸下子弹袋检查，才发现有一个弹夹被弹丸打扁了两粒子弹，这个子弹袋竟救了我一命，否则子弹早打穿后背牺牲了。
另一次在通过被封锁的危险地段时，对岸敌人在射击，山上还有“滚石阵”，我们必须拉开距离，一阵猛跑才免得被石头砸中。但就在猛跑中，我枪上的弹夹掉了。我只有一个弹夹，没了弹夹我的小冲锋枪就没有用了。于是我决心返回去取弹夹。敌人在河对岸打枪，我跑回去，一眼就看见掉在路边的弹夹，赶快拾起来又猛跑。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响了，我头上的军帽飞了，我只是低头猛跑，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前面过草地的部队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所以更为艰苦，走到后来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只好煮皮带吃。团长把他的军马打死，给每个战士分一小块肉，我舍不得吃，揣到怀里。当时的环境，有一块肉、几口粮也许就生存下来了，而没有它也许就无法走出草地了……而我就是这样，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的。
难忘英勇的红军女战士
红四方面军曾有5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大多是四川参加红军的未婚青年，天真活泼，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这些女红军分别在总部各机关、医院、后勤系统。她们在长征中，身上负荷很大，应该说牺牲大，贡献也大。
女卫生员、女护士在行军中每人都背一个木制大药箱。她们自己的行李和干粮就捆在药箱子上，有几十斤重。爬雪山过草地，有的女战士为了保护药箱，就跌落雪崖，不见身影了。女担架队员每四人一副担架，两人一组在担架前后抬着伤病员行军爬山涉水，为了保护伤病员自己牺牲的也有不少。
女炊事员行军中背一口大铁锅，有几十斤重，行李和干粮都放在锅里，用木架捆绑铁锅背着走。过去那种铁锅又厚又重。背着很吃力，还要行军，我们休息了，她们还要架锅烧水煮饭，忙个不停，最后吃饭，然后收拾炊具才能休息。但就是这样，她们第二天还要提前早起做饭，保证部队第二天的行军打仗。我亲眼看到有的女炊事员背着大铁锅爬雪山，实在累极了，在山顶上坐下来休息，不一会儿就冻死了。死了仍旧坐在那里背着铁锅一动不动，双眼圆睁。真是悲壮啊牎
女运输队员，每人扛一袋军粮行军，一袋粮约有四五十斤，照样爬雪山过草地。一到宿营地，又要四处筹粮，有时走出去很远，要两三天才能背粮返回。她们纪律严明，高度自觉，只吃自己的那份干粮，宁愿自己饿肚子，也决不动用军粮。
红四方面军还有一个妇女独立团，有1000余人。她们英勇杀敌，后来在西路军西征途中失败，付出了更多的牺牲。这些女战士不畏艰险，从不掉泪。她们是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者，每次休息时，她们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激发部队斗志。我们男战士看到这些，就更勇往直前，绝不掉队。这些女战士是红军永远的骄傲与光荣。纵观古今中外军史、战史，像这样一批女战士都是罕见的。她们是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女性。
长征胜利过去__年了，像我一样的幸存者也一年一年地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了，怀念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战友，就是怀念那种压倒一切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红军战斗精神，就是怀念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更是怀念红军战士革命信念坚定，一心为革命为人民，丝毫不贪恋安逸享乐的高尚情操!
__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泽东同志、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泽东同志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同志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同志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同志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同志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同志。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同志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同志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同志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同志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同志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呼啸的***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落在离毛泽东同志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同志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同志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同志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泽东同志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同志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
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一支长长的红军队伍，在云中山的冰天雪地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像狼似的嗥叫着，要征服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的马，早已让给了伤号骑。将军和战士们一道踏着冰雪行军。他不时被寒风呛得咳嗽着。他要率领这支队伍向前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道。等待他们的将是十分恶劣的环境和十分残酷的战斗，可能三天两头吃不上饭，可能要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哦，可能太多了，这支队伍的素质怎么样呢?能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
将军思索着……
前面的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将军的警卫员回来告诉他：“……前面……冻死了一个人……”
将军愣了愣，什么话也没说，朝那边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一动也不动，好似一尊塑像。他浑身都落满了雪，可以看出镇定、自然的神情，却一时无法辨认面目，半截带卷的旱烟还夹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烟火已被风雪打熄。他微微向前伸出手来，好像要向战友借火……“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破旧?像树叶，像箔片一样薄薄地贴在身上……他的御寒衣物呢?为什么没有发下来?
将军的脸上顿时阴云密布，嘴角边的肌肉明显地抽动了一下，蓦然转过头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老子要……”一阵风雪吞没了他的话。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
“听见没有?警卫员!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将军两腮的肌肉大幅度地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
终于，有什么人对将军小声地说了一声：“这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就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脸上，溶化成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了右手，举至齐眉处，向那位与云中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雪更大了，风更狂了。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碑……
将军什么话也没说，大步地钻进了弥天的风雪之中，他听见无数沉重而又坚定的脚步声在说：“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
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
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
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吃完了，已经饿了两天，周副主席知道后，就让警卫员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吴开生两碗。他看着吴开生蜡黄的脸，语重心长的说：“这是革命呀!”吴开生流着眼泪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
这天晚上又是狂风暴雨，用被单做成的帐篷自然挡不住风雨的袭击。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周副主席命令战士们都到他作为办公室的帐篷里去休息。
大家怕影响他工作，都不肯去。
他冒这大雨亲自来了，说：“你们不去，我心不安。”周副主席的话像火烤暖了战士们的心。
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军马也杀掉吃了。战士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周副主席命令把仅存的半碗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喝：“那您吃什么呢?”警卫员急了。
周副主席两只大眼睛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
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
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战士们又上路了，在茫茫的草地上。
行进着摧不垮的钢铁红军。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
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我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县城，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像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坐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像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次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像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疼。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