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中国共产党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左联的历史意义及不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左联”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激进盲动，不注意利用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却在国民党当局控制很严的中心城市组织“飞行集会”、“节日游行”等，不仅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而且吓跑了一些本来同情与靠近“左联”的民主作家们;理论上有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倾向，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组织上犯有一定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没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中不少作品流露出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有些作品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从左联的理论纲领和工作方针中，我们看到了列宁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学说的运用，看到了革命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及其与被压迫阶级联系的观点。它的鲜明的阶级观点和强烈的革命热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于左联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它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但理论纲领也有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到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也没有提到团结广泛的作家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活动。其中所谓我们的艺术是“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如果作为左翼作家思想改造的自我要求来说，是正确的;但纲领指的乃是我们的艺术所担负的社会斗争任务，这就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利于团结一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理论纲领的缺点，反映了党内的左倾路线的影响。鲁迅在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对左联的理论纲领的有力补充。
在充分估价左联的伟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看到它还有着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左联存在期间，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党内又出现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际上还有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福本路线的影响，党内的错误路线虽然受到很多左翼革命作家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但不可否认它对左联工作还是有影响的。比如，左联的某些指导性文件，对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力量对比的估量，就有左倾的错误观点。首先是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不清楚，认为当时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提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就会吓跑一些人。又如左联本来是文学家的组织，但在领导思想上却混同于政治组织。每逢纪念日，左联都搞游行示威，或飞行集会，散传单，写标语。有些成员对于鲁迅、茅盾抵制这些作法，还想不通。政治上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文艺上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毛病都不利于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育，加上瞿秋白从1931年夏天开始参加领导文艺工作，上述错误才逐渐有所克服。自然，“左联”的缺点错误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从主观条件说，作家的思想改造这个关键问题，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虽逐渐有所认识，但仍未得到普遍的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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