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代楷模王红旭先进事迹（精选30篇）
“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
“这一年来，我丝毫没有松懈，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请党组织审查。”
20__年12月26日下午，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回国不后悔，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鲜艳无比。
预备期这一年里，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2020__年初，她悄悄打包，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我身体没问题，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
一如她20__年对着党旗承诺：“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更加坚定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期约5年，她婉言谢绝，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
时年37岁的她，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开展“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麻风抗原检测”等。
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历来是备受歧视的、致残的“不治之症”。
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最人道的处理，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让其自生自灭。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
李桓英决定，攻克麻风病。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说：“回国，我就一个目的，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不愧是个中国人。”
“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xx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报告结
陈法羽一辈子也忘不了在华坪女子高中入学时那张贴在床边、写着自己名字的小纸条。她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如今是丽江市永胜县一名民警。
20__年，陈法羽初中毕业，中考没达到高中录取线。父亲对她说：“自费读高中咱家供不起，要不你回家，过几年找个好人家嫁了。”
那一年，陈法羽16岁，心有不甘。此时有人告诉她，华坪建了所免费女子高中，专门招收贫困山区初中毕业的女孩，想读高中可以去试试。这对陈法羽来说，无疑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开学报到，宿舍的床已经铺好了。被褥崭新整齐，床位上贴着名字。陈法羽轻抚写着自己名字的字条，忍不住哭了：“这张小床让我感到安全和温暖，这张纸条为我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几乎每个从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都有和陈法羽相似的感动，她们对张桂梅的敬重无以言表——有什么比改变命运更重要?
张老师对学生的爱真挚热烈，又一以贯之。拖着病体，她坚持为毕业班的孩子上课;节衣缩食，她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学生……有人曾说，张老师快枯竭了，人的爱是有限的。张桂梅听后说：“不会的，因为有源源不断的爱奔向我、鼓励我!”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就是这样一位“暴君”，今年夏天出现在央视的《面对面》节目里。她建起的女高，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去年有159个女孩参加高考，考上本科的是150人。再往前数，从20__年女高成立到现在，一共有1804名女孩考上大学，离开这里——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这可以称作一个奇迹。七八月份，张桂梅为此接受了两次群访，13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着她，网上都是“女英雄”的称呼。
在华坪，张桂梅的名字其实20年前就传开了。成为女高校长之前，她是带病上课的民族中学老师，也是当地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时代变迁里，她的故事变得越来越魔幻，随意问起路人，人人都知道她，一位上了年岁的婆婆说，在电视上看到张桂梅骑着骆驼去深山里家访，劝女孩们回来读书——实际上，华坪压根儿没有骆驼，张桂梅骑的，是一匹马。
在那些过往的语境里，张桂梅已经成为一个全身心奉献的、伟大的党员——少年丧母、青年丧父、中年丧夫，一生无子。她日日往返于女高和儿童之家，连远在东北的哥哥、姐姐相继去世，她都没有时间回去。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兴趣爱好，像一个完全没有缝隙的人——直到她登上微博热搜的那天。
那是今年10月，张桂梅的一个采访引发了热搜。视频中，张桂梅讲述因为学生当了全职太太，而不愿意接受她捐款的故事——“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你滚出去”，将张桂梅置于舆论中心，“全职太太也需要尊重和理解”的声音，一时之间淹没过了“女英雄”。
在这之后的一个月里，张桂梅拒绝了不断前来约访的媒体，直到11月份的一天，她才出现，穿一件黑色羽绒服，党徽戴在胸前，打开羽绒服，里头是黑色毛衣，在同一个位置，还戴着一个党徽。“红到心里去了。”她伸手去遮，有些不好意思。
有媒体问张桂梅，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女性状态吗?你希望学生们成为怎样的女性呢?
张桂梅轻轻摇了摇头，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又提到女性了，算了。”
“全职太太”事件之后，她面对媒体有了些谨慎。那天，包括《人物》在内的一行人来到她面前，她看着县委宣传部的人，说你怎么又来了，是揶揄的语气，也是她一贯的说话方式，直接、干脆。
她说她的想法最初是从自己的女学生出发，后来到深山里的女性，“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
“真的是重要，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母亲母体的肥沃”，张桂梅正讲着，我们大笑了起来，母体的肥沃?多么新颖的表达。
“我说的是知识的肥沃，土地的肥沃……”张桂梅赶紧解释，但也跟着笑，“我又不好好说话了。”
那些围绕着张桂梅的“女权主义者”的称谓，华坪县妇联主席刘安萍并不认同。她和张桂梅认识好几年，觉得对方一直以来的想法就是救山里的女孩，救一个就是救三代，“可能我和她接触多，我也认同她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她的这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她和什么概念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了?”
女高办学路上曾经最坚定的反对者、曾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的杨文华在采访时主动提起了那个视频。很多人谈独立，谈自由选择，不见其语境。他觉得张桂梅反对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反对她的学生们去当全职太太。“这些学生就像她亲生的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她们10年前就是结婚生崽，生一窝的那种。”他激动地侧着手掌砸了砸桌子，“她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老师，把你捞出来，救了，你又回到原点了。”
王秀丽在华坪县电视台工作，是最早关注和报道张桂梅的记者之一。作为记者，她最开始书写张桂梅，并非是那种歌颂式的报道视角。“因为我觉得不管对她的评价有多高，其实她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她是张桂梅在华坪唯一的好朋友，她们会各自搭着摩的到餐厅会和，相约吃火锅和披萨，喝几杯云南干红，偶尔也在办公室偷偷喝饮料、吃零食。张桂梅和她说起自己年少时的男友、去世的丈夫，以及后来可能成家又被她拒绝的机会。
她们也会争吵，常常其中一个摔门而出，十几天不联系，直到另一个打来电话。女高建校那年，王秀丽接到一个电话，张桂梅在那头说，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也有她的委屈。”
跟着张桂梅去家访，王秀丽会帮忙拍一些镜头，家访的视频会放给学生们看。但有时候，王秀丽不愿意拍，她觉得女孩们会自卑，并不想展示出来。张桂梅固执地要拍，她说，我不这样做，她们就以为她们像公主一样。王秀丽还是举起摄像机拍了，“一个人撑了那么大一所学校，还要努力地让这些孩子出去，不要让人家看她们的笑话，至少要让她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那时候她可能稍微有点暴躁，有点尖锐。”
那时，旁人谈“麻”色变，李桓英却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与麻风病人零距离接触的医学专家。下乡不叫苦，翻车不叫苦，生活从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献诠释了“我的生活就是适应国家的需要”，百岁依然坚持工作，感觉自己“活了两辈子”。
1979年改革开放，在李桓英58岁接近退休的年华，接到了新任务，以第一批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考察麻风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旧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锁，不畏麻风病魔，与病人面对面交流，克服路途艰险，坚持一线调研，解救了成千上万遭受麻风病折磨的患者。
几十年过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但在与麻风病争战的这场无硝烟的战斗中，她依旧坚守奋战在最前线，坚持麻风的宣传、现场调查研究，为的就是早日让全世界彻底消灭麻风病。孑然一身的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麻防事业，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入党时，李桓英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但还不能放松，还要继续奋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方能大爱无疆。李桓英，与党和国家同行，与人民为伴，坚守医者初心永恒探索、无私奉献，书写了敬佑生命的动人篇章，标注了医者仁心的精神坐标。
_年以后，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只身来到丽江华坪。初来乍到，她便放弃了进入条件最好的华坪一中的机会，而是选择了中心中学，承担了4个毕业班的政治教学工作，毕业班的女生工作，此外还协助学校搞文艺工作。在工作中，她尽职尽责，奉献了所有精力。
_年8月，民中分设成立正在住院做手术的张老师得知民中学生最穷，生源素质最差，经费最紧张，又看到民中校舍最破陋、设备最差时，她又主动要求调到民中工作，抓学生学习、管学生日常都亲历亲为，一步步推动着教育工作的发展。在她的努力下民中的教育成果不断涌现。
_年2月，华坪县教育局党委和中共华坪县委分别发出通知;号召全县教职工和全县人民向她学习，县委还授予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并奖给她1000元，但张桂梅把1000元奖金当场就捐给了县慈善机构。
说到慈善，张桂梅这一生几乎都与慈善事业挂钩。在民中的教育工作中，女生很少，张桂梅意识到，提高山区女孩的素质，至少可以改变三代人。由此，她便萌生了筹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想法，从_年起她便开始为这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四处奔波。
_，张桂梅当选为党的xx大代表。张桂梅和她筹建免费女高的想法逐渐被更多人知道。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拿出100万元，帮助张桂梅办校。_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建成。
张桂梅表示，学校能办起来并走到今天，离不开党和政府作坚强后盾。华坪女高的教师工资和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保障，学校建设由教育局负责。教学楼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捐款人姓名。大家的关心和帮助，她都记在心里。
为了留住学生，家访成了很重要的工作。办校10多年来，张桂梅走了11万公里家访路，走进1300多名学生家中。山区偏远、山路艰辛，很多学生的家只能靠步行达到，连爬山过去都得好几个小时。
在她的带动下，10多年来，华坪女高以自身独有的特色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断发展成长。张桂梅也非常注重新材视角，不断摸索出贫困山区学生教育的规律;把育人当作教育的前提和目标，走到学生心里;她通过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竭力改变教育背后的贫困。“山里的学生太穷太苦了，又那么善良懂事，我想帮帮她们。”正是秉承着一颗仁爱之心，张桂梅“让教育走得更深更远”。
张桂梅校长又上热搜了，但这一次不是让全网热泪盈眶，而是卷入观点争议，让支持她的人感到心情复杂。她在一档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对“女性当全职太太”的鲜明反对。她讲道：一个学生领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华坪女中，准备给母校捐一笔钱，当她得知这名学生已做起全职太太，便直接轰人，“你给我滚出去。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反而当起了全职太太?”
当全职太太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尊重别人的意愿呢?说尊重女性独立，为什么不尊重女性成为全职太太这种独立选择呢?有谁比一个女性自身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能让自己幸福、什么更适合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观和幸福观，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这种偏执以如此强烈排斥的方式强加到学生身上?当全职太太怎么就对不起“教育改变命运”了，贫困生出身怎么就不能当全职太太了?一个个问题像雨点一样飞向昨天被视为“教育天使”的张桂梅，天使的“人设”似乎因为那个“滚”字而黯然失色。幸亏是张桂梅说了这段话，网民能口下留几分情，如果是一般人，早被群殴得鼻青脸肿了。
我觉得当全职太太是一个人的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自我和缺乏独立，但我实在不忍去批评张桂梅的观点。当然，会有一定的道义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教育圣雄”般的人物，批判本身似乎有失道义和力度。泰戈尔的那首诗，“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张桂梅就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肋骨拆下来当火把，点燃了很多大山里的女孩前行的路。她为了教育，为了改变那些女孩的命运，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用命换了一代人的命运。说到关心、爱护、心疼、尊重那些大山里的女孩，我们这些蜷缩在都市咖啡厅里、在键盘上敲敲字、热衷于谈论抽象概念的人，怎么比得上她?我们谈论的只是抽象概念，她接引了几千个女孩走出大山，我们没有理由觉得我们比她更“懂”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命题。
这么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评论员的判断力，好像一个人成为道德典范，身上有了道义光环，就不能被批评了。不是这个意思。道德圣人也会有认知局限，张桂梅用生命在做教育，并不意味着她每句话都是对的。我说的“不忍”更包含着“同情的理解”这个意思，不要把“支持还是反对全职太太”当成一个抽象的命题，当成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专辩论赛供选手抖机灵的辩题，而要进入张桂梅所生活和面对的那种环境中，进入贫困山区女孩教育这个具体语境中理解“反对女性当全职太太”这个命题，看到它的条件性、矛盾性、语境性和问题针对性。
很多人首先是被那个“滚”字刺激了，如果进入语境，就不会把这个字当成激烈对抗中那种粗野、排斥、敌对的意思，而会看到一个教育者又爱又恨、就像父母不满孩子某种行为时那种带着失望意味的“滚”。
好像不近人情，人家过来捐款，你何以这种态度?人家当全职太太，怎么碍着你了?这可能正是张桂梅作为校长的态度，善良是有牙齿的，学校虽然很缺钱，但对钱的接受是有原则的。接受捐款，接受的不仅是钱，而且也有一种认同的价值观。以后跟学生介绍这笔捐款时，怎么介绍呢?我们的毕业生、你们的师姐捐的?她靠什么给学校捐钱?张桂梅可能觉得无法向学生传递一种她一直传递的那种独立价值观。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捐款涉及学校倡导一种何种价值观，所以我理解她的那种坚韧的立场。她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张开翅膀，护着下面的那些小鸡，生怕她们被辛苦培育的价值观受到任何一点误导和伤害。
在抽象层面争论“有无权利当全职太太”并没有什么价值，只有打成生活的碎片，在水里泡一泡，在风中晾一晾，日晒雨淋一下，才有生活的质感。张桂梅也许正是在这种生活质感中持那种观点的。如果看到山区的贫困，看到很多大山里女孩的命运，她们没读书，一辈子就被绑在山里、绑在丈夫和家庭、绑在几个孩子身上，重复着贫困的命运并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也许就能理解张桂梅所说“家庭那么困难，把你供到现在”包含的失望了。读书改变命运，对一般人来说，就是可以有多元的选择：当诗人、出国读书、追求自己的兴趣，甚至就是当一个幸福的全职太太。可在经历了极度贫困，穷怕了，因为缺乏事业缺乏独立而在恶性循环中苦怕了、卑微怕了之后，很容易对那种“本以为读了书可以改变命运却又被家庭绑住没了自己”的选择充满警惕。
作为大山女孩的摆渡人，作为拼着命去让女孩通过读书获得独立能力从而改变命运的人，把“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当成信仰，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读了书却没有自己的“独立事业”，还能给学校捐钱，可想而知她的愤怒，甚至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挑衅。
这就是我不忍批评的原因，如果身处她的位置，我可能也会这样做。
最新消息是，被“滚”当事人感激张桂梅。黄付燕在华坪女高同学群里看到了这则新闻链接，“感觉像是在说我”。当天，她把新闻链接转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配上了一句转发语——“我们有个性的老大”。
20__年，黄付燕回到母校华坪女子高中捐款，被张桂梅拒绝。那时，孩子不到一岁，黄付燕没有工作，全职带娃。捐款被拒的第二年，黄付燕考上了贵州安顺某小学的特岗教师。10月27日晚，黄付燕接受采访时回应，“张老师话丑理正，她是从我们的立场去说的”。
近日，张桂梅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迎来了无数人的点赞和敬仰。_年来，张桂梅同志为1804名学生圆了“梦”，她是大山里当之无愧的“圆梦者”。我们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争做“圆梦者”。
要有“圆梦”的赤诚心。她是学生们心里的“张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正是张桂梅同志把孩子们视为己出，才有了这样深沉的爱。这背后是一颗党员的赤诚之心，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对人民最真实的爱。用心用情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把群众当亲人和家人。在为民实践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和态度，让群众少跑腿，自己脚下多沾泥，坚实步子;让群众多开口，自己少插话，耐住性子;让群众少为难，自己多辛苦，厚实里子。要跨前一步，主动为群众的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关切提早谋划，及早落实，多一些“暖心包”“温馨袋”，少一些消极应付，把忠诚和热爱融入到为民的点滴之中，融入到为民的“圆梦”之中。
要有“圆梦”的硬本领。张桂梅同志带领华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民还要有能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没有本领是不行的。斗转星移，“能”要与“时”进，要更强，这样遇事才不会一筹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学习，向群众学，向先进学，向优秀学，尤其要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充分发挥好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加紧到为民的事上去练。积极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去，在具体事务的“练”中不断锤炼意志，总结经验，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干得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短板就能补得越齐，本事就越高强。
要有“圆梦”的无我境。张桂梅同志以学校为家，把培养学生作为一生追求。即使学生们离开了校园，成家立业，她也时刻关注着她们的人生和成长。无我无私，白璧无瑕。在为民“圆梦”的路上，我们要涵养这样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坚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奋进，全心全意、不留余地为民做好每桩事，干好每茬活，答好每张发展卷。为民无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础、管长远”的潜绩。面对这样的事业，我们更要踏踏实实、无怨无悔、久久为功地埋头苦干，把追求潜绩作为内心为民担当的“基石”。有这样的“基石”，我们就能去除浮躁之气，真正行稳致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就是圆了人民群众的梦，也是圆了每个党员干部的梦。
筹来了钱，可筹不来分数。
张桂梅本以为，只要提供给这些女孩机会，学习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她发现这些学生基础差，试卷测验几乎都不合格。
质疑的声音不止。张桂梅去县里开会，听到人议论，“说得可好，成绩那么差出来怎么办?”“如果只给机会她不学，那么这个机会等于没有，等于养她3年。”高一还未结束，她意识到这是个“严肃问题”，“高中要讲分数，不讲分数，高考设置就没有用。”
17个老师走了9个。心灰意冷时，她怕耽误学生，找县里反映，想将学生分到其他高中就读，遭到数落，“不让你干你非干。”
后来她给老师下任务，一个班要考上多少一本和二本。她希望学校出清华北大毕业生。
更直接的方式是打时间战。晚休时间从晚上9点半延长到10点半，最后延到12点20分。学生从6点起床提早到5点半，只有5小时睡眠时间。每天下午，学生回宿舍洗漱15分钟，穿拖鞋回教室，以便晚上回宿舍躺下就能休息。
刚建校那会，为了给学生余出更多学习时间，学校卫生被老师包揽。早上6点，全体老师要起床打扫校园。建设中的工地四处是灰，一下雨都是泥巴，老师们要去沟里抬水，把水泥板冲洗干净。
每次临近放假，张桂梅跟学生商量，再干两天，结果干着干着开学了，第一届学生只在寒假休息了几天。有人给张桂梅起外号“周扒皮”“魔鬼”“半夜鸡叫”，那时的张桂梅每天守在教室门口，有学生坐着睡觉，她就把学生捅醒。后来，学生打瞌睡会主动站着听课。
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张桂梅要求食堂饭不能太烫，菜炒出来，要及时扣上锅，不能过凉，她计算，一分钟能有30个学生打饭，159人5分钟能全部打完，最后一个学生也能有5分钟吃饭时间。为了加快递碗的速度，张桂梅不允许学生就餐过程中说话。
为了节省时间，女高学生去县医院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听说吃饭只花10分钟，向张桂梅抗议学生压力太大，还有人骂她没儿没女，不知道心疼别人家孩子，张桂梅毫不在意，“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就这么干。”
实际上，学校也曾有过一段“民主”时期，张桂梅借鉴其他重点高中，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她在旁边听，发现讨论什么的都有，随即叫停。起初，学生6点半起床，9点半休息，结果学生越来越懒，成绩越来越差。
张桂梅希望，学生能养成好习惯，有限的时间干特定的事，“干不完你就亏了”。有的女生爱干净，早上4点就起床洗漱。张桂梅于是将水停用，只在上午5点半到下午6点间放水，逼着学生休息。睡觉前，学生们提前用盆接满水，用来冲洗厕所，内裤有时要积攒到周末洗。每周末仅有两三个小时休息，学校没有澡堂，学生要去校外宾馆洗。
刚进校的17名教师没有一位教过高中，张桂梅带着他们去丽江学习。一位老师记得，那会学校流行评课，教室后面坐一排老师，专挑讲课老师的缺点。板书哪里不到位，课哪里有毛病，老师们常常互相不服气，当场顶起来，一堂课火药十足，“女老师有的记仇嘞，下课了还追着问，你讲给我听听。”
张桂梅鼓励这种争吵，反对互捧。一次评课，听到老师们互评只讲好的，她提起凳子就走人，把10多个老师晾在一边。
学校花费18万元去各个高中买试卷，开启题海战术。学生们高一高二上完课，高三刷题。有人说这种刷题方式不科学，她说，“我们不管科不科学，能考走一个好学校算一个。”
第一年，张桂梅在儿童之家和学校两头奔波，一边是50多个需要照料的孩子，一边是96个渴望考出大山的女孩，做着做着工作时间就没了，她“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没有专职的心理医生。学校老师们开玩笑说：“张桂梅校长就是心理医生。”
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家庭贫困的阴影，经常会使一些学生精神状态低迷，学习成绩滑坡。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张桂梅不仅耐心地开导学生，而且亲自去家访，了解学生背后的家庭原因。她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辍学。
张桂梅每晚住在学生宿舍。高一年级的一名女生情绪低落，学习成绩退步。张桂梅就让她与自己同住，经常开导她。了解到女孩的父母经常打架，女孩还常被父亲嫌弃辱骂。张桂梅3次到村中她家里为其父母调解，终于让全家和好，小姑娘脸上有了笑容，学习也更努力了。“我要救这个孩子，就要救她父母，救她全家!”张桂梅说。
“陈小琴(化名)最近考试成绩才390多分，这个成绩究竟是什么原因?”今年国庆家访，张桂梅带着满腹疑问来到船房乡华荣村高三学生陈小琴家。陈小琴家是贫困户，母亲有精神疾病，父亲受到村里帮扶，当了村里的保洁员。张桂梅明白了陈小琴的心病，亲切地鼓励她：“大家都在帮助你家，你在学校的生活费有学校补助，你不用担心家里，应该全力以赴地专心读书。”
12年来，华坪女子高中没有一个学生因为贫困辍学，没有发生过学生自杀、自残的事件。12年来，跋山涉水的家访，每个学生和家庭的甘苦张桂梅都了然于胸。
这些女孩是学校老师通过满大街和菜市场贴广告、口耳相传从大山里招来的。
学生什么也不用准备，只需带着干粮和衣服，坐上大山通往县城的汽车，去女高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课桌。周云丽是那个夏天的96个幸运儿之一。
报考女子高中时，周云丽正苦于没钱读高中。妈妈早逝，父亲养猪、种地、帮人锄草，养活一家四口。在周云丽的记忆里，有些跛脚的父亲总是一清早出门，用碗装着冷饭上山劳作，傍晚才回家。
打从记事起，周云丽就和姐姐去山上，替父亲分担农活。姐妹俩读书的动力很直接——摆脱土地与贫穷。
但读到高中，父亲发了愁。两个女儿都读高中，一年花费上万元，难以负担。初三还没毕业，父亲就开始为读书凑钱。那时，父亲总是坐在院坝边、猪圈门口不停地抽烟。
在女高最初建立的两年，来读书的女孩几乎都是因为贫困。周云丽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很幸运。在她所在的村子，许多女孩十五六岁就已定亲。山里人觉得女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
女高成为贫困女孩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第一届学生成绩很多未达到中考分数线，且年龄偏大，有学生补习3年还未拿到初中毕业证。
女高接纳了这些女孩，只要是农业户口，想读书，就收。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楼成为全校师生吃、喝、睡的场所。学生们住在3楼3间教室里，每间教室有女老师陪同，其余女老师和男教师被分入4楼两间大教室。男老师们轮流在一楼木板床上守夜，夜晚，学生们要去隔壁中学上厕所，女老师陪同，男老师打手电筒护送。
开学不久，张桂梅就遇到一件糟心事。一个女孩去医院做阑尾手术，被发现已怀孕4个月。一阵批评的浪潮袭来，女孩的父母也质问学校。女孩说了真话，孩子的父亲是对面一所高中的男孩，两人在入学前的假期发生关系。
张桂梅长了教训。学校没有围墙，常有男孩来戏耍，张桂梅守在教学楼前，见到逗留等候的男孩就赶跑，大骂“小混蛋”。
学校没有性教育课。有性知识辅导老师问需不需要支援，张桂梅让他们“滚一边去”，“手机上已经很过火了，还用教吗?”
后来，教学楼一楼安装了铁栅栏。一向吝啬的张桂梅在安全管理支出上毫不心疼，有宿舍门坏，她立即请师傅来修。每当高考季来临，张桂梅会请几个人日夜看守教学楼，让学生看到“楼前楼后都是人”，安心。
为了杜绝攀比，张桂梅规定，学生必须剪短发，穿校服，女老师在校不能穿裙子和高跟鞋。
教学楼的一楼贴满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数额，墙上的企业和个人帮助支撑起这所免费高中。每当有人来校捐款，她要求学生向捐款人集体敬礼，唱《不忘初心》。但她反对学生手举捐赠牌被拍照的行为，有企业提出此类要求，张桂梅宁可钱打水漂也不同意。
有毕业生回母校捐款，但也不知道最终资助给了哪个学妹，张桂梅希望这种“背对背”的方式，让学生没有压力地接受捐赠。
在张桂梅看来，贫困对女孩是一种隐私，对外，她称呼自己的学生“山里的女孩”。
许多年前，张桂梅过的是一种和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时，她在大理有丈夫，有一个家。
她是黑龙江人。母亲在近50岁时才生下她，在她年少时去世，她跟着哥哥姐姐们长大、生活，一直有寄人篱下的滋味，她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1974年，17岁的她跟着三姐来到云南支边，在中甸林业局当过播音员、宣传队队员，80年代，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是中甸林业局子弟学校的校长，"为了他，我也申请去当了老师"。很快，他们结婚了。
她跟着丈夫回了他的老家大理喜洲，在喜洲一中任教。在她的回忆里，丈夫多才多艺，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赚来的钱给她花，给她买她爱吃的杨梅罐头。她不愁衣食，不用自己做饭，两人常常去洱海边上散步，想去哪儿玩就买车票。丈夫对她好，去大理市里开会，只要当天能够赶回去，一定会和她一块吃饭。
她是极其外放的性格。在东北，她有过一段不安生的少女时期，在家排行第五，跟着哥姐长大，没有严厉的管束，人送她外号五猴子，总是上蹿下跳，后来在文工团里当舞蹈演员，调皮捣蛋，会哄骗邻居家的小女孩，把人家的长发剪掉，还会抓毛毛虫吓别的孩子，老师一巴掌拍死毛毛虫，手就肿起来，她挨了一顿骂，往外跑，在野外遇到了狼，最后被老乡送回家。
等结了婚，她喜欢去歌舞厅，不想去开学校例会，作为校长的丈夫就包庇她去唱歌跳舞……有时候喝醉了，丈夫就把她背回家。那时候她是一个美丽的老师，说一口动听的普通话，化妆，穿紫色皮鞋、蓝色裤子、红色上衣，她和丈夫的宿舍里，挂着一个手编的门帘，小个小个的珠子挂起一串，美极了。
一位喜洲一中的女老师回忆，到了午休的大课间，在桃子树下的草坪上，张桂梅会带着孩子们围着圈圈唱歌、跳舞，"裙子穿起多漂亮多飘逸"，学校里关系好的老师给她取了个外号：老妖精，简称老妖，她也回嘴，小妖，"生活有滋有味的"。
1993年12月，张桂梅的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后来，她形容那段岁月，"我看那山和水都是灰蒙蒙的一片，这意味着我有家的生活即将终止，爱与被爱的生活即将结束。"
她尽了最大努力留住丈夫，把房子卖掉，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也全部卖了，总共筹了二十多万。她到处跟亲戚朋友们借钱，后来丈夫的家人劝她别治了，她不愿意。丈夫自己也想放弃，她劝他，我们能活一天算一天呗，就等于你陪我一天就行呗。不管多贵的治疗方案，她都试，7千多一天的进口药也用上，二十多万，半年就见底了。
1995年2月，丈夫还是走了。她不想埋葬他，也不想火化他。她走到昆明的大街上，万念俱灰，往行驶的车上撞，驾驶员踩了刹车躲开，让她寻死别连累别人。回去以后，她和停尸房的人说：请您把他从冰箱里头搬出来。她最后一次抱着丈夫痛哭。爱与被爱的生活，结束了。
抱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大理，处理完后事，她失去了生命力，头也不洗，只是躺着，什么都不想干。只要一出门，她就看到丈夫活在小草里，活在洱海中。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她想，她必须离开。她申请调动，填了许多地方，只有华坪接收了她。对于这个小县城来说，大理是个大城市，她是个来自大城市的老师。1996年，她把裙子和门帘都留给了同事们，带着一件丈夫留下的毛背心，来到华坪。
起初，这更接近于一种放逐和逃避。她先是在中心中学当老师，一年之后，申请调动到新建的民族中学。但到了华坪，她看到的事物有些不一样了：有学生冬天穿着一两块钱的塑料凉鞋，有学生买不起饭，晚上抓一把米放进热水瓶，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她常带学生下馆子，帮他们交学费、添置衣服和被子，把丈夫的毛背心给一位小男孩。这里的孩子需要她，"为了能让他们走出大山，我做了一点小事，我感到快乐"。她的心里有了一些轻松的感觉。
她清楚地记得，一个带着女儿前来交书本费的父亲，走了五六个小时，把卖桃子的收入、一大包的钱塞给了她，"他很朴实地告诉我，就这些了啊，我有钱还给你送来。"她动员了几个学生一块数钱，一分钱、五分钱、两毛钱的纸币，零星的几个硬币，脏兮兮的，总共不到50块钱。但她把纸币捆成了一捆，留作纪念，"你看看人家这日子过的，还满高兴满高兴的，然后把孩子还送给你。人家没有一句怨恨的，一句都没有的。我们还怨天怨地在这儿怨的。"
她反观了自己。"人家还没像我，我不缺吃，不少穿啊，这个人的生死应该是自己明白的。这个天灾人祸自己应该明白。自己(就别)纠结在那出不来的情感，是不是?"她慢慢打起了精神，内心的苦闷和空虚渐渐被驱散了。
"但不幸再次降临在了她的头上"，用华坪县前教育局局长，如今是张桂梅宣讲小组一员的杨文华的话说。1997年4月，张桂梅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从医院到学校1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40分钟。回到了宿舍，她哭一会儿，站一会儿，一夜未眠。
当时她是四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老师，第二天，铃声一响，她本能地走进教室。她想陪孩子们走完这关键的几个月，他们来不及适应新的老师了，那是他们考学的机会。她还能怎么办呢?当年患癌的丈夫撑了一年多，是因为自己百般筹钱，在他身边照顾，如今轮到了自己，没有医药费，也没有人安慰。
吃止痛药，再疼就捂着肚子上课，就这样，她送走了四个班的毕业生。后来，她借了几千块钱，坐上了夜班车，到昆明做手术。她的肿瘤拿下来，肠子粘连到了后背，每次摸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硬，肚子像一块石头一样，疼的时候是一阵阵的，人也变成黑瘦黑瘦的了。
万幸的是，这个从外地来的、埋头苦干、带病上课的女人被看见了。当时华坪县正大力发展开采煤矿，学校里的老师工资低，就干着第二份职业，或者辞职出来做煤矿生意，县里正需要一个正能量的老师作为宣传典型。一个政协委员告诉她，我们绝不能捧着骨灰盒来宣传您。她的事迹开始在小县城里传遍，两次手术期间，一天晚上她喘气困难，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冒着大雨去医院，给她取氧气袋，一晚上跑了五六次，整夜在身边照顾她。还有一位山里的女人，把五块钱的路费也捐给她治病，自己走了六个小时的山路回家。
她形容，那是一种"爱的支撑"。
后来，她有过几次成家的机会。她的名声传出了县城以外的地方，有人慕名而来。有一次，王秀丽接到了她的电话，说北京来了一个作家，你过来看一下嘛。王秀丽想，跑上门跟人家说自己是作家的人，通常都是不厉害的，便没去。第二天才知道，那是张桂梅的追求者，见面的时候，张桂梅还涂了口红，穿了高跟鞋。王秀丽立刻叫个摩的就去了儿童之家，但那人已经走了。
要是成家了，必然是要分一半的心给对方，张桂梅说，找一个伴有什么用呢。王秀丽说，每天很累地回到家，至少有个人跟你说一下话嘛，抱一抱你也是好的嘛。
王秀丽听说，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不喜欢那人。那人坐椅子，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扫地。那人坐床边，孩子就说，你起来一下，假装要叠被子。一天都不让那人坐下。他们还问张桂梅，你要忙着结婚吗?你就怕以后我们养不起你吗?
后来，就再也没有什么北京来的作家了。
20xx年4月1日，我们在校务会上认真学习了张桂梅同志的感人事迹，我为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深深扎根于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崇高事业中而钦佩，我为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而钦佩。张桂梅和许多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但是幸运却没有垂青她，不幸之神却与她如影随行：花季年华丧失母亲，青春年华痛失丈夫，两次肿瘤手术，癌细胞转移到肝脏。磨难面前她勇敢的挺直了身子。磨难没有使她消沉，病魔没有使她倒下。她紧紧抓住有限的生命，在讲台上认真教学;在课外，认真辅导学生。几次晕倒讲台上，领导要她住院治疗，她放下学生，总是还不到出院就偷偷回学校上课。就是这样柔弱的身躯，她还毅然出任孤儿院院长。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如此做呢?张老师的话“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说我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说我有动力，那就是党和人民”
我们学习她对教育的执着和对工作的努力，张老师放弃了进条件好的学校任教的机会，选择了条件较差的学校，一身病痛的张老师教学上几十年兢兢业业，承担学校繁重的教学工作，女生工作，妇女工作，语文教研工作及其他校务工作。除了住院没向学校请个一天病事假，教学成绩却异常突出，她说：“为了民族贫困山区的教育，即使倒在讲台上，长眠于华坪的沃土之中，也无怨无悔”。吃苦在前，那里最需要就到那里，无私奉献，张老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她爱生如子。她虽然没有孩子，可是她却是许多孩子的妈妈。精心教育学生，辅导学生，中午晚上看着学生睡觉，给学生盖被子。学校学生和孤儿院50多个孩子，住院她陪着，给他们送饭，付医药费，资助学生读书，自己连洗衣机都没有。她将爱播洒进孩子们的心田。她有着我们教师两袖清风的高尚品质。张老师前后将国家奖励给她的奖金50余万元全部捐给贫苦地区的教育事业，自己每天的生活控制在三元。她像春蚕，她像蜡烛，她更像光芒万丈的太阳!
土坯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苍劲有力，黄诗燕神色凝重，久久沉思。
炎陵，这个地处湘赣交界的老、少、边、穷县，20__年6月25日，迎来了第30任中共县委书记黄诗燕。
小雨氤氲，山路泥泞，木桥摇晃……黄诗燕来到大山深处、小溪边边的廖成运家。
土坯房，家徒四壁，每当山洪暴发，房子就会遭淹。
走啊走，黄诗燕眉头紧锁往前走，走到全县最后一个无电村，走进农民的生活里……调研一个多月，黄诗燕的步履越来越沉重。这片埋葬忠骨英魂的红土地上，贫困还是最大的敌人。20__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970元，全县贫困发生率很高。
出路在哪?——黄诗燕提出：建设农字号“一带八基地”(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果、无公害蔬菜、炎陵白鹅、茶叶、油茶、笋竹林、药材、花卉苗木基地)。
“农业见效慢，从种子到票子，少则三年，多则六年啊!怎能快速致富?”有人质疑。
“农业做好了，农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坚持。
炎陵县有30多年种植黄桃的历史，而20__年前，全县黄桃种植面积不足万亩。黄诗燕发现黄桃优势种植区与贫困村高度重合，他请来县农业局专家，请教大力发展黄桃的技术经验，对黄桃种植采摘、品质品牌、销售物流及成立黄桃协会等各个环节亲自监管督办。
上万吨的黄桃金灿灿挂满山头，可短期内卖不出就会烂在树上。黄诗燕主张举办黄桃大会，主动站台卖黄桃。
“你是县委书记，公开为产品站台代言，恐怕招来非议。”有人提醒。
“为老百姓脱贫站台，我怕什么。”他坦然。
见到同乐村农民在地里忙着为黄桃套袋，黄诗燕下车，与大家攀谈起来，帮忙套了30多个袋子。那是20__年春天，事后大家才知道这位投缘的“老乡”原来是县委书记。
为让炎陵黄桃走出去，黄诗燕发动征集广告语，他自己也冥思苦想。一天中午，黄诗燕在县委宿舍搓洗衣服。“炎陵黄桃，桃醉天下”8个字搓了出来。评委投票，这8个字从6000条里脱颖而出，成为炎陵黄桃的对外推广词。
黄桃树在贫困户朱圣洪家门口生了金。女儿帮忙网上卖桃，年收入超过10万元。20__年，朱圣洪主动申请脱贫。
像朱圣洪一样，全县近60%贫困人口通过种植黄桃实现稳定脱贫。
黄桃享誉华夏，走出国门。
9年来，黄诗燕翻山越岭，脚步遍布全县120个村庄、3900余户贫困群众家里。
果农张福明说：“书记在我家住，临走要给餐费，他说这是红军的传统。”
按规定，一人餐费40元，俩人，黄诗燕付了200元。
张福明手机里存着不少与黄诗燕通联的短信。得知他家的橘子口感不好，黄诗燕立即请专家引进新品种，指导高位换冠。得知老张要来县委坐一坐，黄诗燕在楼梯口迎接。
张福明：“你不像个当官的。”
黄诗燕：“我本来就是农民。”
黄诗燕对女儿黄心雨说：“这副铜铃是爷爷留给我的，你小的时候我把它戴在了你手上脚上。它是传家宝，提醒我们是农民的后代。”
温和的黄诗燕，这次也发火了：“炎陵的百姓是我们炎帝陵的守陵人，怎么能这样对他们呢?”20__年，炎帝陵景区里，一位叫卖土特产的大娘被保安拦下，两人互相推搡。黄诗燕撞见，叫人上前制止。
“发展旅游要平衡好景区管理与周边贫困群众的关系，要优先吸收他们在景区工作。”
于是，30多位贫困农民经过培训后在景区上岗。
20__年至20__年，全县10435个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7436个，占比71.3%。20__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__年的2970元增加到20__年的7362元，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2.2%。
黄诗燕把最偏远的廖成运一家定为结对帮扶对象。
20__年1月，廖家从深山林里搬到了异地安置新房。这天，一家人被送来的大大小小十几件桌椅板凳吓了一跳。家里没订这些东西啊?
原来是黄诗燕委托同事送来的礼物。
“以后生活好了，房子还会加层，要按两层楼打地基，留楼梯。”设计易地扶贫搬迁住房时，黄诗燕向上级争取。
“去年政策才放开，可以为群众留一些基本生活配套物资。炎陵的易地搬迁房如果不是黄书记坚持，老百姓就没这么方便了。”副县长盘晓文说。
几年来，黄诗燕带头，在全县120个村庄选派了120支帮扶工作队，实现“微心愿”1.52万个。3年来，全县125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住进了新房，2543户农村贫困对象实现安居，6122户农村危旧土坯房得到改善。
廖成运的儿子廖建文到离家不远的九龙工业园上班，每个月收入近4000元。
园区企业发展遇到困难，一度愁坏了工委主任周桥梁。一天晚上，周桥梁将遇到的困难编成短信发给黄诗燕。
“要克服一切困难，及时帮助解决。”收到短信回复，周桥梁一看时间，零点十五分。
第二天上午，黄诗燕立即召开有关部门协调会。针对企业在扩产中遭遇用工难题，他派员带着招工启事，送往9个乡镇，招来500多名工人，解了燃眉之急。
几年间，全县首个年纳税过3000万元、首个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首个落户炎陵的民营500强企业等不断涌现，被外界誉为贫困山区招商引资的“炎陵现象”。
每当老百姓说谢谢书记、谢谢政府时，黄诗燕回答：“不要谢我，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王秀丽觉得，网上关于全职妈妈的那些谩骂和争议，“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到超乎想象的贫穷”。她70年代出生在华坪县城，从小家里吃的是大白米饭，有一溜儿的玩具，没吃过什么苦，直到跟着张桂梅去家访，才真正理解了她所说的贫穷。
深山里头，一些人的家只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不知道怎么花，家里的男人们就拿去买酒喝，房子边上的酒瓶垒得比屋檐还高，白日里口齿不清醉醺醺，女人们也没有任何办法，烧点苞谷，烧点洋芋，混着发霉的米饭，一顿顿吃下去。
也不仅仅是贫穷。一个小姑娘的父母去了成都打工，很多年不回来，她和爷爷住，七十多岁的爷爷还做着石匠的工作，家里破败。小姑娘要高考了，叔叔打电话让父母回来一趟，王秀丽看到，小姑娘害羞地揪着母亲的衣角，笑得十分开心。但是母亲神情僵硬，不知道该怎么和多年未见的女儿相处。王秀丽也有一个女儿，她觉得难过：母女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从这个家离开之后，王秀丽心里憋闷，下车步行了一段时间，天色将暗，天气寒冷，她想，如果读了书，这个女孩是不是就不用重复母亲的命运：早早嫁人，生养一个女儿，却不懂得如何去爱、去教育她。
那时，张桂梅已经是华坪县孤儿院“儿童之家”的院长，第一天收来36个孩子，女孩多于男孩。华坪县产煤，一些男孩因为矿难成为孤儿，但女孩们大多是被丢弃的。张桂梅生于1957年的黑龙江，家里有6个孩子，她是最受疼爱的小女儿。但在华坪，她看到健康的女婴们，“就是你丢了我拣”，辗转来到孤儿院。
孩子背后的母亲，遭遇也是惨烈的。一个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丈夫虐待，找来哥哥把丈夫打死，自己也进了监狱服刑;离开丈夫和一双女儿的女人，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却被追来的丈夫杀害;一个小男孩的母亲，生育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在家用土办法接生，产后大出血，她想见丈夫，但是婆婆不让，觉得晦气，最终女人遗憾离世，丈夫终日买醉，犁田时死在了田里，留下一老一少。后来张桂梅才知道，这位婆婆，一辈子没下过山。
同时，张桂梅还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班主任。云南一共26个少数民族，华坪县就有26个，民族中学的女孩们多来自大山深处，常常读着读着就不见了，张桂梅就进山里，去找那些消失的女孩们。有时候敲门，介绍自己是老师，屋里有动静，却没人来开门。家长们怕她把女孩们领走，家里没了劳动力，反正国家给补助，生活可以就这样过下去，“烤洋芋就烤洋芋，跟着太阳走就跟着太阳走，反正也饿不死”。
从年幼到后来成家，张桂梅的生活还算富足，直到进了大山，她第一次切实地接触到贫穷，接触到女性身上的悲剧，她也是迷茫和困惑的，“我想不出来一条出路，我想了很久很久，不知道到底怎么办。”最初，她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让班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不辍学。
但在去家访的路上，她看到了更多辍学的女孩。遇到过一个放牛的小姑娘，她跟人家说，走，跟我去读书，同行的人说，你是不是疯了，看见人就要人去读书。张桂梅执意，走，跟我去读书。女孩只是看了她一眼，吆着老牛就走了。张桂梅看着她的背影，背个小包包，手里还拿着一个黑不溜秋的粑粑当粮食。
“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拔出来我是做不到了，但是我想救她们啊。我想让这些山里的女孩子读书、见世面。看看为什么别人那样，你自己却这样?”家访的时候，她会问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花椒，是否挂果了，掀掀锅盖看看里面煮的是什么，去摸摸床上的被子，就知道家境如何了。
“那是现实情况让我办的(女高)，并不是我非常先知先觉的，并不是。”11月，在她的办公室里，张桂梅提起往事，依旧有些激动，会用手轻轻推身边人的胳膊，拍拍旁人的大腿。她的办公室位于两间高三教室的中间，方便她巡逻，女孩们的读书声隐隐传来。她也承认，这种投入和回馈，让她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王红旭同志，男，汉族，1986年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__年8月参加工作，生前系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体育教师，入党积极分子，一级教师。2020__年6月1日下午，在长江大渡口万发码头段，两名儿童溺水被冲入江水中。正在江边游玩的王红旭同志，放下自己三岁的孩子，与其他市民义无反顾跳进江中奋力施救。第一个跳入水中的王红旭同志先救起一名女孩，传递给江边的接应市民，再次转身游向已被江水冲远的另一名男孩，救起男孩回游中，耗尽全力将小孩推向接应人员。最终，两名小孩在其他市民帮助下成功上岸，王红旭同志因体力严重透支，被卷入江中漩涡，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5岁。连日来，王红旭同志的英雄义举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他舍己救人的事迹被广大干部群众广为传颂，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告别悼念活动中，数千名群众自发前往送别、悼念.6月3日，重庆市文明委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好人”，6月4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追授王红旭同志为“重庆市优秀教师”，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
王红旭同志在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不愧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代表，是新时代教师工作者的先进典型，是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学习榜样。他用自己的英雄行动传承了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优良传统，诠释了人民教师‘大爱无疆”的高尚品格，践行了大渡口人“大义渡口”的博爱情怀，用生命书写了“上善之地、大德之城”的城市精神。为贯彻落实关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营造铭记英雄、崇尚英雄、学习英雄的浓厚氛围，进一步发扬王红旭同志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英雄精神，我区在全区广泛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要认真学习王红旭同志先进事迹，学习他临危不惧、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学习他正直无私、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舍已救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学习他乐于奉献、敢于献身的高尚情操。今后，在工作中，我要把学习英雄事迹活动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全党深入开展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
“坚持，再坚持一下呗”
进入女高的陈法羽很快发现：关爱的同时，是严格的管理。
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课间出操1分钟站好队。张老师每天拿着小喇叭，不厌其烦地喊学生起床、跑步、吃饭、睡觉，“你们迟到一秒钟我也不干!”
张桂梅和病魔斗：“不能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休止地看病上”;
她和贫困较劲：“挽救一个女孩拯救三代人”;
她对学校老师、学生要求严格：“坚持，再坚持一下呗!”这是张桂梅劝慰大家最多的话。
陈法羽说：“我们来女高读书是来改变命运的，不拼拿什么和别人比?张老师也在拼啊!”
校办主任张晓峰告诉记者，张桂梅老师是在拿命办学，师生们服气。
张桂梅的言传身教也感染着女高老师们。韦堂芸老师受伤左脚骨折，想到还有100多天就要高考，她拄着双拐给学生上课;杨晓春老师悄悄给学生垫付医药费、生活费，却从不往外说——这样已知和未知的故事，在女高还有很多。
张桂梅宿舍里有4张床铺，1张自己睡，3张留给“不听话”的和生病的学生。有名女生性格孤僻，和张桂梅住在一起。不管张老师怎么关心她、开导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张老师疾病缠身，每天早晨5点起床，忙里忙外一天，晚上还和她聊天。3个月后，这名学生抱着张老师痛哭，说一定好好读书。
“女高的许多学生家庭贫困、变故多，她们的心要好好去焐。”张桂梅说。
1921年，李桓英出生于北京，童年时跟随父母在德国柏林生活。她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她多次横跨各洲，为贫穷落后地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而努力。
7年任期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李桓英续签5年合同。而李桓英全家已经移居美国，父母兄弟希望她留在身边。不过，这两个选项都被李桓英排除了。
李桓英曾在美国杂志上看过关于钱学森的报道，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时，她深受触动，“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于是，她瞒着家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后终于回到中国。这一年是1958年，她37岁。此后的漫长岁月，她始终无悔最初的选择。
1970年，李桓英在江苏第一次见到麻风病患者。他们有的脸部毁容，有的手脚畸形，有的皮肤溃烂。由于没有有效治疗手段，麻风病患者往往被赶到偏僻之地，报团取暖或自生自灭。
饱受病痛和歧视双重折磨的患者，给李桓英留下深刻印象，她立志要攻克麻风病。1978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后，便将全部精力献给了这一事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着手研究一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完成，但缺乏临床实验。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走访调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最终获得免费药品和实验项目支持。
带着这批药品，李桓英来到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寨”，劝说这里的每一个麻风病患者服药。
她的到来引来村民一片惊奇：北京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渴了，她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饿了，她大大方方和麻风病患者一起吃饭;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手长时间不放。她说：“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麻风菌可没有子弹厉害!”
李桓英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这一方法使全国麻风病患者从11万人下降到不足1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年复发率小于1%的国际标准。后来，短程联合化疗法在全球得到推广。
曼南醒村不会忘记李桓英。经过两年治疗，“麻风寨”的患者全部治愈。1990年泼水节，“麻风寨”摘掉了帽子，作为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村子取名为“曼南醒”，意为“新生的山寨”。
与麻风病的斗争没有就此停止。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李桓英长期辗转于云贵川等贫困边远地区。前往麻风病区总是山高路险，李桓英曾2次翻车、2次翻船，锁骨和肋骨都摔断过。她在勐腊坐独木舟过河翻了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
20__年12月27日，李桓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刷屏”，因为这位新党员已经95岁了。为什么年逾九旬才申请入党?她说，自己以前还不够格，现在应该合格了。在她看来，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医疗工作者就是要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服务人民也是党员的基本职责。摸着闪亮的党徽，李桓英说：“如果我能活到100岁，还有5%的人生可以跟党走，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等到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希望我的身上能盖上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我要干到100岁!”98岁时，李桓英依然奋斗在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为彻底消灭麻风病而努力。她曾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只有拼搏，才是生命的最好延长，而再长的生命只为自己也将毫无意义。”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以云发布的方式，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徐振明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官兵认为，孙景坤、徐振明同志是中国人民，是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要尊崇英雄，关爱楷模，学习抗美援朝老英雄的崇高精神风范，立足本职奋斗，积极投身伟大实践，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长春中医药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于瑶说：“徐振明同志转业后选择为杨靖宇将军守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信仰和忠诚。”吉林省教育厅思政处干部张天一说，作为徐振明同志的家乡人，要深入开展向徐振明同志学习的活动。
吉林省白山军分区政治部原副主任毕绪增说：“作为一名退休干部，要以孙景坤老人为榜样，不忘初心，发挥余热。”“孙景坤同志甘于奉献、甘于清贫、艰苦奋斗，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建波表示。
在孙景坤的家乡，辽宁省丹东市金山镇山城村召开学习孙景坤英雄事迹座谈会。村民于淑梅说：“孙景坤老人是我们村的榜样，我一定要把老英雄的事迹讲给儿孙听。”
“孙景坤、徐振明同志身上体现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两位老英雄学习。”河南省平舆县人武部政委曹英华说。
日前，地处太行山上党革命老区的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开展了“学习英雄孙景坤、徐振明先进事迹专题党团日”活动，四级军士长赵冬亮说：“学习两位前辈的事迹，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不变的初心和崇高的风范。”学习了两位同志的事迹，武警警官学院学员十四大队新学员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始终保持优良作风。
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处处长李春国说，将以学习宣传孙景坤、徐振明同志事迹为契机，推动形成关心国防、尊崇军人的社会风尚。
云南华坪女高的一天，从清晨的喇叭声开始。
女高就建在半山腰上，天还没亮，五点多响起的高亢喇叭声，是来催促起床的，女孩们揉着眼睛往外走，一个女人的声音穿透过喇叭："傻丫头，快点!"到了教学楼，喇叭声也不间断："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课间操的音乐响起，喇叭声继续从人群中穿过："脚抬高点呗!"到了吃饭时间，喇叭里传出的是震耳欲聋的红歌，吃完饭的女孩们赶紧往外跑。到了深夜，喇叭声喊着女孩们的名字，让她们赶紧上床睡觉。拿着喇叭的女人就站在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这个木兰王牌的小喇叭始终握在女高校长张桂梅的手里，在它之前，她已经用坏了十几个一模一样的。喇叭的主人强硬，脾气挺大，不好对付，掌控着关于女高的一切。
在这所寄宿制学校，性别特质是要被抹平的，女孩们必须剪齐耳短发，短发洗起来节约时间，也节约水，吃饭时间被压缩到10分钟，每周放假只有3小时。开学时要抄党章，看革命战争片，周六有一堂思政课，张桂梅会拿着喇叭在台上讲，作为一个女性，一定要坚强，要独立，要读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
有高三的学生，把书码得高高的，在那儿低头打瞌睡、照镜子，张桂梅发现了，一股脑儿把桌上的书扫到地上，把镜子直接砸烂。还有学生11点多下了晚课，被张桂梅揪出来说藏零食的事。按照规定，私藏零食是要退学的。女孩倔着不认错，张桂梅就要求老师和她一起盯着，有时候僵持到凌晨一两点，6点多上课，老师快坚持不住了，还是得陪着张桂梅"演戏"，分饰黑白两角，一定要让女孩认错。
女高的毕业生陈法羽回忆说，上学时看到张桂梅站在那儿，她和同学们都不敢往那边走，干脆绕点远路。女高的学生几乎不敢抬头和她对视，上课没注意听讲要被骂，成绩下降了要被骂，负责打扫的区域有灰也要被骂……
在女高当过三年志愿者的殷鉴告诉《人物》，自己能待这么久，是个意外，跟张桂梅在一块，必须处处自觉。他看着之前许多去女高支教的志愿者，有人想指导张桂梅搞素质教育，还有人夜里贴黑不溜秋的面膜，让女孩们看见，也模仿着买三块钱的面膜，把脸弄过敏了。这些志愿者，基本都被张桂梅轰走了。
女高老师的情况也是如此。20__年，张红琼读大四，在云南师范大学见到了张桂梅，她和同学们被张桂梅的讲演感染，找到了张桂梅住的旅馆，说想来女高当老师。张桂梅强调，要能吃苦。她想，自己后来被选上，可能也是因为看着强壮。
来华坪面试那天，张红琼看到，校址上只有一片草地和一个厕所。5个月后的9月1日，凭着一栋4层楼，女高开学了。在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男老师住一间，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刚办学的时候，张桂梅要求老师们五点钟起床，分成四个小组打扫整栋教学楼，到七点钟，还要打扫干净院子。张红琼说，他们一点也不情愿，觉得她太压榨了，违反了《劳动法》，十几个老师还写好了联名信，签了名，要抗议张桂梅的行为。一年之后，17个老师走了9个。
卫生交由学生打扫后，张红琼是学校团委书记，负责每天站院子里看着学生打扫卫生。有一次，她没看学生扫地，出门吃饭了。吃着饭，接到张桂梅的电话，她赶紧坐个摩的回学校，但还是晚了，张桂梅在院子里劈头盖脸批评了她一顿：你现在回来干什么……张红琼一边哭，一边走回去继续看学生打扫卫生。
早上要跟卫生，中午要跟，晚上还要跟，后来张红琼怀孕了，她想，以后孩子出来我怎么办啊。一天早上，她决定"软抵抗"，就在宿舍睡着不出来了，想以此退出这个工作。张桂梅找到她，她说，卫生不想管了，我要更多去关注一下孩子。张桂梅同意了。但之后两年，她明显感觉到和张桂梅的关系疏远了，"为了家庭疏于工作的这种人，张老师就不怎么欣赏"。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今年3月22日，彭士禄院士因病逝世，他曾说“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彭士禄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主要设计者，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承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零开始摸索起步，克服重重困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堪称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彭士禄3岁母亲牺牲，4岁父亲就义，童年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
“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回顾过往，彭士禄饱含深情地说。
1940年，15岁的彭士禄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学习时，彭士禄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成绩全是优秀，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就在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1983年，彭士禄再次听从调度，被任命为中国首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我国核电事业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直到晚年，彭士禄仍然心系国家发展，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现如今，老朽已木讷，但有三个心愿：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的核潜艇力量;二是盼望祖国早日成为核电强国;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了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中国梦!”
“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2年2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当时，无图纸资料，无权威专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了解几乎为零，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常常意见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激烈争论。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1965年，中央决定选择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的厂址。1966年2月，来自北京715所和194所的人员组成九〇九基地“工艺队”进驻现场。1967年4月，模式堆主厂房破土动工，建设正式启动，彭士禄任现场副总工程师。
1970年7月，反应堆开始缓缓提升功率。功率每提高一档，出现的险情也越多。问题不断增加，反对继续提升功率的意见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力排众议，继续提升功率。8月30日，他决定实现主机“满功率”。
“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我充其量就是一枚螺丝钉”
1970年8月30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顺利达到满功率，发出了中国第一度核电。
这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自主核动力技术的国家。大家欣喜若狂时，总设计师彭士禄却在蒙头大睡，在这之前，他已连续五天五夜没合眼。
为了祖国的核动力事业，彭士禄付出了太多，也从来没顾虑过自己的身体。一次现场调试时，彭士禄突然病倒了，剧烈的胃疼让汗水湿透了他的全身。经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彭士禄四分之三的胃被切除了。
手术时，医生发现，彭士禄的胃上有一个已经穿孔但自愈的疤痕。手术后，彭士禄被接回北京，但他住院仅一个月就又开始了工作。
然而，对于自己的努力和贡献，彭士禄总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他总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枚螺丝钉。”
他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就是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老复员军人孙景坤——
8月15日，在丹东光荣院里，96岁的孙景坤正在与护理员聊天，“好，这里真好，感谢党和政府安排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和细致周到的护理，我知足了。”老人的精神状态不错。此前，他与大女儿女婿一同居住。8月12日，孙景坤作为特护养员被送到这里，享受24小时护理服务。
老人居住的特护区房间有20多平方米，空调、电视、卫生间等设施齐全，在他睡觉的电动护理床的床尾立着一个输液架，上面挂着老人的军装，一枚枚奖章、纪念章熠熠生辉。这是陪伴老人几十年的心爱之物。
“老人对这些军功章很珍视，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边。所以我们在老人床边的右侧钉上了吊钩，军装和奖章就放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院医疗康复科科长孙红霞说，老人晚上的觉少，睡不多久就醒了，护理员几次看见老人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奖章。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吊钩坏了，便将军装挂到了输液架上，让老人一抬眼就能看见。
舍生忘死 勇立战功
走进金山镇山城村，拐过一条狭窄偏僻的小巷，踩着坑洼不平的土路，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平房，这便是孙景坤大女儿孙美丽的家，孙景坤此前就居住在这里。走进屋内，墙上贴满了老人的照片和有关资料，无声地诉说着他清贫朴素的生活和辉煌的过去。
走近细看，有摄影家为他拍摄的胸前戴满军功章的照片，有记录他在上甘岭战役的文字资料，也有孙景坤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代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一桩桩、一件件，让人仿佛走进了那个硝烟弥漫、激情如火的岁月。
孙景坤的故事，要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怀着对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告别新婚才5天的妻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在辽沈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平津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分别荣立二等功。战斗中，他多次负伤，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像刮风一样扑向他，他身上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见证。
1949年，孙景坤因为在部队表现出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从海南岛战场撤回来的孙景坤随部队集结安东(今丹东)待命。部队驻地离他家不到五里地，步行也就20分钟，已经两年没见亲人的孙景坤却只是默默地望着家的方向。抗美援朝初期，孙景坤与敌人激战受伤后被送回国内治疗。养伤期间，排长催他回家看看父母，他默不作声，排长又说，怎么也得让媳妇看见你还是个大活人呢，他才告假匆匆回了一趟家。随后，孙景坤不顾腿伤没好利索，再次过江奔赴前线。
当年打了多少仗，孙景坤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有一场战役，却永远烙刻在他的心底，那就是惨烈的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在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榴弹、2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21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
孙景坤的外孙子毕元发对姥爷关于这场战役的讲述至今印象深刻，“战斗异常激烈，‘守着是死，不如拼命搏一把。’依靠多年的作战经验，姥爷知道敌人炮火最猛烈的地方，往往是敌人进攻的突破口。很快，他就发现了一处盲区，敌人的火力打不到那里，他主动请战，跟战友借着坑道掩护奋力狙击，最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毕元发说，事后战友们在炮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和牺牲的战士身边，找到了昏迷的姥爷，他的腿部等多处受伤，耳朵也被震得几天都听不见声音。
在抗美援朝中，孙景坤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并受到金日成将军的接见。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李桓英，一位98岁的老人，在麻风病防治的道路上，还在继续前行。
1958年，李桓英拒绝世卫组织续签5年的合同，瞒着定居美国的父母，毅然回到国内。“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我不能忘本，我要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用一个“拼”字来形容她，恰如其分。
麻风病是人类古老的疾病，曾经是深受歧视的“不治之症”，不但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还给社会带来莫大的恐惧。但是，李桓英不怕。她不信邪，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争——病人家的水她仰头就喝，饭捧起就吃;为病人诊治，从不把自己严实地包裹起来。
1980年，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桓英，被派到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由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物的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实验。为了争取到世卫组织免费的药物支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进行走访调查。
当时，世界治疗麻风病基本都采用终身服药的办法，医学界普遍认为，一旦停药就会复发。为了缩短疗程，使有限的药物能够治疗更多的患者，1983年，李桓英带着联合化疗药物在云南省的一个村子开展试点，将麻风病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这种短程联合疗法为麻风病治疗开辟了新天地。后来，原卫生部将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全国麻风病人数量迅速下降，由1987年的7万和每年发现4000余名病人，分别降至1999年的7000和近20__例。经过10年监测，复发率仅为0.03%，远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1%的标准。这一经验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1994年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一做法。
正是由于对我国麻风病防治工作的肯定，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1998年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具有纪念现代麻风防治100周年特别意义的大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大会的轮值执行主席。
多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她在麻风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6次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20__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20__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授予她“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
20__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这样写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当年12月，李桓英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作为李桓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辛有清说，从李桓英身上，看到了她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科学的执着，对事业的追求!
贫困学生的及时雨
华坪女子高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家庭贫困的阴影对孩子影响很大。张桂梅在家访过程中，不仅要帮助学生，还经常救济学生家庭，甚至帮助全家人摆脱贫困。
船房乡华荣村的文丽丽、文萍萍(化名)两姐妹分别是华坪女子高中的高三和高一学生。两姐妹的家不仅贫困，而且她们的父亲眼睛患有严重疾病，在县医院无法医治，需要到邻近的攀枝花市医院医治，可因经济困难，一直未能出行。今年国庆到她们家家访时，张桂梅当场掏出500元给两姐妹的父亲，让他尽快去看病。
张桂梅看到两姐妹家有一间装杂物的危房，人员进出十分危险，当即提出应该尽快拆除。陪同家访的船房乡乡长李桂梅表示由乡里帮助拆房，并帮助其向民政部门申请低保保障。两姐妹和父母感动不已，全家搀扶着张桂梅送出村外。
12年来，张桂梅资助学生困难家庭的费用，都来自各级政府给她的奖励补贴，还有社会各界的捐助。她希望把这些关爱带到女子高中的孩子们身上。
“我获得的许多荣誉，是贫困山区老师集体的荣誉。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贫困山区的老师们，温暖了老师学生们的心，激励着我们更加努力做好贫困山区的教育工作。”张桂梅诚恳地说。
如今，王秀丽的女儿在女高读书，生了大病，为了方便照顾女儿，她搬进了女高的教职工宿舍。12年了，建校时种下的芒果树已经郁郁葱葱，走在女高的路上，王秀丽指了指掩在树后的教职工宿舍，说，“她开心的时候，会拿喇叭在那喊我”。
秀丽啊，你出来一下，秀丽啊。听到张桂梅的声音，王秀丽通常是穿着睡衣就往外跑。那个瞬间，小喇叭变成了张桂梅手里的一个玩具，用来呼唤自己的好友。
今年春节，张桂梅给了王秀丽一张自己病例的复印件，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骨瘤、肺气肿、小脑萎缩……她被查出来23种病，有时候太痛，也会和王秀丽诉苦，我死了算了，我把这窗户打开，就从这里跳下去。
但更多时候，被小喇叭叫出来后，两人只是斗一会儿嘴，闲聊。很快，张桂梅又举起小喇叭——下课铃声响了，10分钟的吃饭时间开始倒数计时。“跑快点”、“说你呢”，张桂梅又变成那个严厉的女高校长，学生嘴里的“大魔头”、“周扒皮”。
张桂梅初来华坪那几年，和喜洲一中的一位杨老师经常通信。那时候，张桂梅的名声渐起，杨老师写信告诉她，喜洲一中有了一些议论，觉得张桂梅那样活着没有意思。没有家庭，不能完整地过日子，放弃了世俗的快乐，那么拼命，把老师和学生都折磨成那样。杨老师记得，她没有生气，只是回信说，人活着，反正要做点事情。
每次到昆明开会，张桂梅一定要当日来回，女高的清晨被她的喇叭声划破，夜晚，再用喇叭声结束。要是哪天听不到喇叭声，女孩们总会探头探脑地问，老大呢?在女高三年，殷鉴常常听到张桂梅说的一句话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舞台。但女孩们进了大学，有了舞台，张桂梅几乎再不和她们联系，“老惦记人家干嘛，她出去放飞，放飞就行了”。
跟着张桂梅看多了山里酗酒的父亲、愚昧的母亲、女孩们被安排好地早早嫁人的生活，殷鉴觉得，如今她们能过上平常的生活已经足够珍贵。很多当年的女高学生们都成家了，他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她们晒孩子、聚餐，以及回老家的时候拍山里的风景。那些风景对于她们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不再是贫穷、被困住的生活，“因为她自己走得高了”。
而张桂梅急剧地衰老了。20__年，几种病凑在一起发作，她被送进了医院，那之后，她瘦了二十多斤，衣服变得空空荡荡。如今起床，她会留下一床凌乱的被子，以便夜晚能顺势再躺进去——她已经没有力气扯开叠得整齐的被子。离开女高回北京后，殷鉴给她打电话，她说，前几天差点人就没了。他听着揪心，后来打电话给她，都需要下半天决心。
这两年，王秀丽感觉张桂梅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前，女孩如果在学校不听话，她家访时会当着父母的面骂：我们都供你读书了，你还如何如何。但现在，她只是会说，姑娘，你要好好读书，要不然对不起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温柔地对待她周围的人和事的时候，她就是老了。”
张桂梅身边的人说，她似乎只剩一口气撑着了。人人都知道，她想让女高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每次课间操期间，她让高一高二的学生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我的学校要是能出一个清华、北大的就好了。”她最常说这话，没事她就拉着王秀丽观察她的女孩们，“你看我这些孩子，胖嘟嘟的，是不是看着很好嘛……我的学生里到底哪一个是清华、北大的啊……”
“我看啊，哪一个都不是。”杨文华又来泼冷水了。他的班里出过云南省第一名，培养过清华、北大的学生，知道高考每个科目应该不得低于多少分，“但张老师一点概念都没有”。
有一回，张桂梅犯心脏病，趴在柱子上动不了，一个女孩走过来拍拍她，不说送她去医院，只是说，别着急，我给你考清华，就走了。女孩把课本背了五六遍，最终上了浙大，那是张桂梅离清华、北大最近的一次了，她也知道，孩子们都是在硬考，“累个半死”。
还有一回，张桂梅花了几万块钱请了一位名师来讲课，对方不带课本，公式一个套一个，从高一套到高三，高三再套回来，“哗啦啦讲完了，我们全部傻了”。张红琼教地理，女孩们高中入学了，问她们美国在哪儿，都指不出来。女孩们努力了，考了个20分，也急，也哭，老师们不敢骂，只能安慰。那个上浙大的女孩，书背到第四遍的时候，她告诉了张桂梅，张桂梅说，那再背一遍好了，咱再多考一分，也许就上清华了。
每一年高考成绩出来，都让张桂梅失望。但殷鉴说，“我们又觉得也挺好，那要是真有了，她可能当时就……因为她现在的这个身体，真的靠这个作为精神的支撑。”
早上5点15分醒来，张桂梅每天都在想，不干了不干了，明天就不干了。每天成把成把地吃着药，也止不住地疼。下床感到非常艰难，腿落地就像针刺一样。但她又想起来她的清华北大，“六十多岁了，不想彻底治病了，这点余光我放着就行了，继续追逐我的梦想”。
《人物》最后一次见到张桂梅，是11月的一个傍晚，她从儿童之家出来，穿着羽绒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刚洗完澡，她的右肩疼得很，孩子们帮她擦了药。“擦完药也不好使啊，难过得要死要死的。”她说，“此刻我就想找个地方好好躺着。”每天傍晚，她都会去儿童之家待一个小时再回女高。10分钟的路程，她已经走不动了，一个儿童之家的孩子骑着电动车送她。
她拒绝了和我们再聊一次，“给我留点力吧，我还要去找学生聊。再不回去，她们估计又以为我去医院了”。她用手撑着骑车人的肩，侧着身子一点点挪上了后座，“到我明年高考完，我能活到明年高考完……到时候你再来，看我的成功与失败。”
温煦的秋阳照在老人珍藏多年的泛黄的报功书上：“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光线明丽而柔和，为这张历久弥新的报功书镶上了一层金边。
连年征战，孙景坤身上留下20多处伤疤，“现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有一次战斗，我中了两枪，一枪打在手上，一枪打在腿上。子弹有毒，后来腿上、脚上的肉都烂了”。
1955年解甲归田的孙景坤把荣誉证书尘封起来，只字不提战争年代的事迹。也许这就是真正的英雄吧，在硝烟炮火中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杀，一切归于平静后，也能够在和平年代甘于清贫，只顾建设家乡。
村里有条河，经常泛滥引发水灾。孙景坤的倔劲上来了：“还能让条小河欺负了?”他带领村民开山碎石、肩扛手提，筑起一座堤坝，自此河水安澜。
“他是军人出身，身上有一股威严劲儿，从不强迫乡亲们干这干那。”86岁的村民刘振山回忆，“他在前边干，我们在后边学，大家心服口服。”
靠着孙景坤的带动引领，山城村上百亩烂泥滩变良田，数百亩荒山上种满板栗、落叶松，几十年如一日，村子终于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富裕村。
20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纪念馆移地改建，向社会征集文物，孙景坤这才决定将自己的立功证书等纪念物品捐献出来，人们至此才知道他是一名战斗英雄。
孙景坤为什么这几十年都不愿提及那段峥嵘岁月?他从来不看战争片，真正的战争远非影视剧所能描述，过往的经历每每忆起，总会让老人潸然泪下，“实在太难过了”。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蛋糕，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出国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
麻风病是人类最古老的传染病之一。20世纪初，全世界没有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隔离病人。
1980年，李桓英被派往世卫组织做访问学者。她了解到，世卫组织正在研究一种联合化疗的新方法，药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验数据。为此，李桓英从世卫组织申请到了免费药物和项目支持。
在云贵川的项目试点村，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的感情，李桓英从不穿戴任何防护服与麻风病人接触，以消除病人的恐惧心理。此后，李桓英每到一个村寨，都会受到村民的欢迎：“北京来的女医生，不怕麻风!”
为了推广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她走家串户，不辞劳苦。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仰头就喝。病人试探着同她握手，她便拉着病人的手长时间不放。见到老病人，她总是亲切地拍拍肩膀，甚至还主动拥抱。
“当医生不能怕!这就好像战士都知道子弹厉害，上了战场不照样往前冲?”李桓英说。
多少年来，李桓英一直奔波在贫困边远地区。云贵川3省7个地州59县，每一个有麻风病人的地方都有她的足迹。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南醒村曾是一个“麻风寨”。1990年4月17日，南醒村“麻风寨”的帽子被彻底甩掉了。南醒村更名为曼喃醒，傣语意为“新生”。
经过不懈努力，李桓英将麻风病人的服药时间缩短至两年，使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且年复发率仅为0.03%，大大低于世卫组织规定的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1994年，李桓英选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在全球推广。1996年，她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特别行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20__年，李桓英获得首届“中国麻风防治终身成就奖”。
“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
20世纪70年代，李桓英来到苏北农村，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当时的医务人员头戴防护巾，身穿隔离衣，手戴胶皮手套，场景令人恐惧……然而，看到病人被疾病折磨的样子，李桓英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让麻风病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不能怕病人，而要爱病人。”
并耐心地开导：“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了，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后来，这名女学生考上了大学，并成为一名教师。
李桓英说：“治愈患者给医者带来的心灵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能治好患者的病，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20__年12月27日，是李桓英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特意围了一条大红的羊绒围巾。她仔细捋顺两鬓的头发，庄严肃立。站在一群新党员中间，她举起右拳，苍老的声音饱含真诚和笃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终于梦想成真，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
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李桓英说：“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能够作为党员为医学事业奋斗余生，这就是我最重要的心愿。”
几十年来，李桓英解决了许多麻风病防治领域的重大策略和关键技术问题，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的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近年来，她带领课题组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突破。
“麻风病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终结了!”如今，李桓英依然关注着全球麻风病防治进展。她说：“虽然中国已基本消灭了麻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殷殷嘱咐前来探望的后辈，科研工作者不能停下创新的脚步，这是党和人民的重托。
疾病无国界，大爱无疆界。为了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一位百岁老人依然在奋力前行……
以英雄壮举践行为师之格
追记重庆市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
10多个人手拉着手组成二三十米长的“人链”，从长江的岸边浅滩往江面延伸。江心激流中，一个人手上托着一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小男孩，顶着水流奋力游着。快要接近“人链”时，那人猛地将小男孩儿往前一推。小男孩儿获救了，救他的人却被反向力推离“人链”，很快从江面消失了。
6月1日下午，重庆市大渡口区万发码头附近，一个5岁的女孩和一个6岁的男孩掉入长江，正陪3岁的儿子过儿童节的大渡口区育才小学教师王红旭，勇救两人后因体力不支被江水卷走失踪。
记录英雄壮举的视频瞬间刷屏，在新媒体平台的总阅读量接近20亿次，无数人为此感动落泪。教师节前后，王红旭的亲友、同事、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来到他勇救落水儿童的江边，用一簇簇白菊寄托无尽的缅怀。
生死关头的百米冲刺
儿子3岁了，正是最黏人的时候。王红旭早早就做了计划，今年要好好陪他过儿童节。
6月1日这天，王红旭和妻子陈璐希带着儿子团团，一大早就和许林盛一家会合去江边游玩儿。两家的大人都是老师，孩子都是3岁，又在一个幼儿园。两家人关系很好。
下午6点，王红旭和许林盛收拾好东西准备带孩子回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惊呼:“有小孩儿掉水里了!”循声望去，两个挣扎着的小孩儿正被水流卷着往外漂。
许林盛条件反射地往江边跑，一口气跑了100多米才到水边。王红旭从他身后赶上来，又飞快地跑到前面，第一个冲进湍急的江水中。许林盛往前游的时候，王红旭已经救起一个小女孩往回游。看到许林盛，王红旭把小女孩递给他，马上转身去追那个落水的小男孩。
两个孩子落水的江段，是一个急剧收缩的“喇叭口”，到处是陡坎的滩涂伸入江中，形成水面的漩涡和水下的乱流。水性再好，几个来回也会耗尽体力。
王红旭追上小男孩时，已经明显游不动了。托着小男孩往回游时，两人都有点往下沉。这时，很多目击者看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快要靠近水中接应的人时，王红旭托起小男孩猛地往前一推。小男孩被接住了，他却被卷入激流，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消失了。
义无反顾的水中折返
两个落水的孩子获救了。3岁的团团，却在儿童节这一天失去了爸爸。
“发现两个小孩落水后，他跑得特别快，救人时又那么拼命，我们都以为他是水中那两个小孩的爸爸。”69岁的目击者王显才说。
“我一直认为自己的水性还不错，只参与救了第二个小孩，上岸后都坐了三四十分钟才缓过来。他先是在岸上跑了那么远，在水里救回来一个后又去救另外一个，真的是拼了命去救那两个孩子。”参与水中救援的重庆市民张广荣回忆，即使在水中，当时也能听到王红旭沉重的喘息声，最后关头甚至是在吼着给自己攒劲。
王红旭的家，离他救人的江段只有两公里，他对这段江的水情非常熟悉，知道在这里下水救人的危险。“看到两个孩子掉到江里，不管作为父亲还是作为老师，下水救人都是他的本能反应。”王红旭的妈妈李永兰说。
王红旭20__年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有一年暑假在外勤工俭学时，在一个游泳馆发现一个孩子发生溺水，等他把人救上来后，救生员和孩子家长才知道发生了险情。孩子被抢救过来后，王红旭很有成就感，也意识到救生员岗位生死攸关。那以后没多久，王红旭就拿到了救生员证，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到水边就会注意观察。
“给他取名‘红旭’，是希望他能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给人温暖。”李永兰说，“他比我们期望的还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英雄壮举的灵魂滋养
王红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乡村教师，一家三代和和美美，都是当地“爱生如子”的热心肠。
受浓厚家庭氛围的熏陶，王红旭从小就立志要当一名好老师。他曾经在一份述职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知识，更要有高贵的品格;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善于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行。”在大渡口区育才小学，他连续10年带领学校田径队获得区运动会的前两名，先后5次获得优秀教练员和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正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的谢林巧，在王红旭的田径队待过4年。在她的记忆中，王老师总是笑呵呵的，“一笑起来眼睛就没了”，训练时也总是张罗着给大家买水买零食，但在训练标准上最较真。有一次谢林巧的50米跑一直不能达标，大家都跑完休息了，王红旭还要求她“至少再跑6个”。谢林巧急得直哭，但哭完还得跑。等她终于达标时，王红旭又笑得“看不到眼睛了”。得知王红旭去世的消息，谢林巧哭了:“本来我们还约好暑假见面聊一聊。王老师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啊……”
王红旭追悼会那天，很多与他素昧平生的市民专程赶到灵堂为他送行。“我很难过，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你。”坐了1个多小时的出租车赶来的刘女士，流着泪在灵堂前摆好一束白菊。
王红旭勇救落水儿童牺牲后，重庆市文明委、市教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委政法委分别追授他“重庆好人”“重庆市优秀教师”“重庆五一劳动奖章”、市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教育部追授王红旭老师“全国优秀教师”并下发《关于在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向王红旭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全国教师、教育工作者向王红旭学习。
“作为一名教师，我渴望成为党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各族人民的利益奋斗终身。”在王红旭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段话。6月24日，王红旭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笑容，是治愈的力量，可以将温暖传递给他人;笑容，是生命的阳光，可以消解他人的烦恼;笑容是无声的语言，可以传递给别人快乐的心情。回首_，这一年，你曾被谁的笑容治愈?
这一年，你可曾被钟南山院士的“久违之笑”治愈?_年3月份，钟南山院士与专家团队会诊结束后，“偶遇”在楼下等候的“粉丝团”。他们自发组织为钟院士送上鲜花，并齐声唱起《感恩的心》，平时一向严肃认真的钟院士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84岁的他一边告诉公众“尽量不要去武汉”，一边自己义无反顾地登上去武汉的高铁，挂帅出征。广大干部要起而行之、勇挑重担，把党的初心、党的使命铭刻于心，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把群众的冷暖安危铭刻于心，用实实在在的付出切实提高群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
这一年，你可曾被袁隆平院士的“灿烂之笑”治愈?_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县，第三代杂交水稻新组合试验示范基地测得晚稻平均亩产为911.7公斤，至此袁隆平团队双季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听到这个消息，袁隆平院士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知识是成就事业和梦想的基础”，袁隆平院士几十年如一日，他始终秉承“学无止境”的品格，坚持以雄厚的遗传学专业知识做基础。广大干部要克服“知识恐慌”和“能力危机”，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干事创业的质量和水平，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增长经验，在攻坚克难中不断把事业发展推向新境界。
这一年，你可曾被张桂梅校长的“欣慰之笑”治愈?_年2月25日，张桂梅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她帮助1800多名女孩儿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命运，她用教育事业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付出了一生。在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她说到，“我这辈子的价值，我不管怎么着，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是少，毕竟她们后边比我走得好、比我幸福，就足够了”时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广大干部要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时刻保持“纵饮冰十年，亦难凉我心中之热血”的心态，多修潜功，多做潜绩，心怀“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耐得住浮躁与喧嚣，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打通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20__年，王秀丽看到了张桂梅在全国xx大代表大会上的新闻，她喊着，我有一个梦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那个声音从小县城传到了全国。在公交车上，王秀丽给她发了一条短信，祝贺她的梦想终于要成真了。
最初，张桂梅提出这个想法时，一片谩骂声淹了过来。“别人说我得精神病了，或者是荣誉得太多了，得出瘾来了，老想怎么着怎么着。”那时候王秀丽也劝她，已经得了这么多项全国荣誉了，可以好好地到老了，躺在荣誉上，过完这一生。还有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投了反对票，“什么年代了还把男女分开?”
20__年，时任华坪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陪张桂梅到央视录制一个节目。去北京的路上，张桂梅说起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杨文华教高中出身，要给学校修个实验楼，修个学生宿舍，和校长一起跑断了腿要钱。他看着这个只教过初中的普通老师，没有任何管理经验，一个人居然想办一个学校?还一身病，随时有可能倒下。而且，师资、钱、校舍在哪?
他故意问她，我们办一所高中最起码要有实验室吧，你觉得这个实验室大概要花多少钱?
她说，两万够了吗?
你做梦去吧!杨文华干脆地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自信，毕竟经验上远远超过她。他发现张桂梅不仅理想主义，还非常幼稚，对建一所学校一无所知。
张桂梅态度也非常强硬，她着急地说，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成长等不起。早一天把学校办起来，就减少一批走进恶性循环的女孩了是不是?
谁也没有说服谁。后来他听说，张桂梅去昆明“化缘”了。他还听到了她当时的“化缘文案”：我们全县十多万人，一个给我10块钱，我也是好几百万了，全省那么多人，一个人给我5块钱……“你说天真不天真?”
在昆明，张桂梅请云南省总工会的人把她的身份证、劳模证明、报纸报道和种.种获奖资料复印了一大堆，她上街去募捐，一是为了办女高，二也是为了儿童之家。最初答应当儿童之家的院长，一个基金会一年提供7万块钱资金，她也天真地以为，足够了。
第一次去要钱，她下不了车，也张不了口，满大街转悠。她住在省总工会花钱开的宾馆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着钱，干赔住宿钱和吃饭钱，自己在干些什么事啊，“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天亮了，她继续坐车，看到一个楼梯上铺着红色地毯的房子，想着这样的地方一定有钱。她进门，对方一看，你是张桂梅老师不是?三个月前听你的报告。那时她刚被评为十大女杰，学习的标语还没有撤下，转头就变成乞丐了，“有个地洞钻进去算了”。她说明来历后，对方批了一个五千的条，说给孤儿院，办学校不管。
后来她有经验了，不去单位找难堪了，就在街上要，她拉着人问，你能不能给我点钱，我有个孤儿院，我想办个学校。人家说，好手好脚不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人。姐姐听说了，也说她：你的脸皮真厚啊，这是人做的事吗?是什么让你变成了这样。
那5年里，除了克服自己的清高和难堪，她还要面对身体的衰弱，她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肺，怕身体完全垮掉，她没有选择化疗，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并发症，常常感到呼吸困难。在昆明，她老怕自己忽然窒息，把自己憋死。即便如此，“化缘”来的钱远远不够。
转机在20__年出现。“最最直接的，我不回避，就是张老师干到xx大代表了”，这个曾经坚定的反对者杨文华，看着张桂梅在北京“一炮放出去了”。“华坪通天了”，各级的压力就来了，女高的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xx大新闻播出那天，王秀丽收到了张桂梅的回复，只有一句简短的“谢谢”。后来见面，王秀丽就说她，你还挺傲娇的呢。但她知道，张桂梅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和委屈。女高建校那年，张桂梅有一次打电话给王秀丽，在电话里一直哭，说，你要是再不来，我就要死掉了。王秀丽赶紧去找她，半个小时后到了，张桂梅还在哭，也不说为什么。那天，王秀丽没去上班，就陪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