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爱情诗歌已经为大家带来了，请看下面吧！
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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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这是一座墓园；谁家的墓园
占尽这山中的清风，松馨与流云？
我最不忘那美丽的墓碑与碑铭，
墓中人生前亦有山风与松馨似的清明——
沙扬娜拉！(神户山中墓园)
四
听几折风前的流莺，
看阔翅的鹰鹞穿度浮云，
我倚着一本古松瞑悻，
同墓中人何似墓上人的清闲？——
沙扬娜拉！(神户山中幕园)
五
健康，欢乐，疯魔，我羡慕
你们同声的欢呼“阿罗呀喈”！ ②
我欣幸我参与这满城的花雨，
连翩的蛱蝶飞舞，“阿罗呀喈”！
沙扬娜拉(大阪典祝)
六
增添我梦里的乐音——便如今——
一声声的木屐，清脆，新鲜，殷勤，
又况是满街艳丽的灯影，
灯影里欢声腾跃，“阿罗呀喈”！
沙扬娜拉！(大阪典祝)
七
仿佛三峡间的风流，
保津川有青嶂连绵的锦绣；
仿佛三峡间的险巇，③
飞沫里趁急矢似的扁舟——
沙扬娜拉！(保津川急湍)
八
度一关湍险，驶一段清涟，
清涟里有青山的倩影，
撑定了长蒿，小驻在波心，
波心里看闲适的鱼群——
沙扬娜拉！(同前)
九
静！且停那桨声胶爱，
听青林里嘹亮的欢欣，
是画眉，是知更？象是滴滴的香液，
滴入我的苦渴的心灵——
沙扬娜拉！(同前)
十
“乌塔”：莫讪笑游客的疯狂， ④
舟人，你们享尽山水的清幽，
喝一杯“沙鸡”，朋友，共醉风光， ⑤
“乌塔，乌塔”！山灵不嫌粗鲁的歌喉——
沙扬娜拉！(同前)
十一
我不辨——辨亦无须——这异样的歌词，
象不逞的波澜在岩窟间吽嘶，
象衰老的武士诉说壮年时的身世，
“乌塔乌塔”！我满怀滟滟的遐思——
沙扬娜拉(同前)
十二
那是杜鹃！她绣一条锦带，
迤逦着那青山的。青麓；
啊，那碧波里亦有她的芳躅，
碧波里掩映着她桃蕊似的娇怯——
沙扬娜拉！(同前)
十三
但供给我沉酣的陶醉，
不仅是杜鹃花的幽芳；
倍胜于娇柔的杜鹃，
最难忘更娇柔的女郎！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作过程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于199月29日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他排行第五，是家中老幺。
奥斯特洛夫斯基一家为生计所累，所有孩子自幼便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但非常难得的是，尽管一贫如洗，但所有孩子都学会了读书习字，并念完了小学。
未来的作家在孩提时代便体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和极高的禀赋，他非常痴迷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期间，奥斯特洛夫斯基积极参加了地下革命。
19,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利沃夫战役中受了重伤。伤愈后，他在基辅铁路工地工作。在此期间，他得了伤寒。此外，他还感染了骨结核，病情迅速恶化。
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完全瘫痪，卧病在床。他的双目开始失明。正是在这一人生的艰难时刻，他决意通过文学作品，来展现自己所处时代的面貌和个人的生活体验。他最初创作了小说的前几章节，但手稿却在邮寄过程中不慎遗失。自那时起，作家便开始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创作。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是个奇迹：尽管饱受病痛折磨，但他来从未向死神低头。在体能严重哀竭的情况下，他执意要将这部描写自己这代人命运的小说留传后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本自传体小说，从中可以读到有关作者生活的大量真实片段。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他誊写一页页书稿。1931年10月，小说的第一部封笔，并于1932年付梓。第二部于1933年5月杀青，1934年出版。
奥斯特洛夫斯基刚刚开始小说创作时，并未配备助手。他的妻子赖莎·波尔菲里叶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早出晚归，忙于工作。尽管疼痛难忍、躯体几乎不能动弹，但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是借助刻字板，独立完成了小说的开篇。1931年初，他的母亲与妹妹前往莫斯科与他团聚，他才改为口述著书。每天，他需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见的困难。他不仅需要记住作品的总体脉络，将构思形象化、细节化，还不能遗忘所写的句子及所用的词语。他通常在深夜里文思泉涌，成功的人物形象和优美的文字喷薄而出，为了抓住转瞬即逝的灵感，他只能整宿不眠，反复吟咏脑海中的珍贵片段。小说中的每个句子都经过了他的精心锤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早在1934年，该书就被翻译成乌克兰语、波兰语、摩尔多瓦语和楚瓦什语。读者的来信如雪片般纷至沓来。
一些文学评论家，尤其是现今的评论家，一直置疑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的艺术价值。争鸣当然是允许的。但不容置疑的是，这部作品曾帮助世界不少国家的众多读者度过了乍看上去似乎无法逾越的难关，它令众多濒于绝望的人获得了重生。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才是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而奥斯特洛夫斯基与病魔搏斗所体现出的勇敢精神，已成为全人类顽强抗争的宝榜样。
作者抓住最富有日本女性特点的`温柔娇羞的神态来描画，表现了对日本女郎的由衷赞美
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
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
英文译文
Sand Yang Nora -- To a Japanese lady
The tenderness of the bowling at bestlike a lotus flower who is shy to face the cool wind.
Holding a cherish,
Holding a cherish,
The cherish bears sweet sadness,
Bye!
创作背景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一诗写于1924年5月徐志摩陪泰戈尔访日期间。
1924年5月，泰戈尔、徐志摩携手游历了东瀛岛国。在回国后撰写的《落叶》一文中，他盛赞日本人民在经历了毁灭性大地震后，万众一心重建家园的勇毅精神，并呼吁中国青年也要永远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
除此之外，作者在日本也深深感受到日本女郎的独特风情。因而扶桑之行的另一个纪念作品便是长诗《沙扬娜拉》。最初的规模是18个小节，收入1925年8月版的《志摩的诗》。再版时，诗人拿掉了前面17个小节，只剩下题献为“赠日本女郎”的最后一个小节。
十七
我是一只酣醉了的花蜂；
我饱啜了芬芳，我不讳我的猖狂。
如今，在归途上嘤嗡着我的小嗓，
想赞美那别样的花酿，我曾经恣尝——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
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
听着听着，就醒了，开始埋怨了；
回头发现，你不见了，突然我乱了。
我的世界太过安静，
静得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心房的血液慢慢流回心室，
如此这般的轮回。
聪明的人，喜欢猜心，
也许猜对了别人的心，
却也失去了自己的。
傻气的人，喜欢给心，
也许会被人骗，
却未必能得到别人的。
你以为我刀枪不入，
我以为你百毒不侵。
一生至少该有一次，
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
不求有结果，
不求同行，
不求曾经拥有，
甚至不求你爱我，
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
遇到你。
一个人的漠然加上另一个人的苦衷，
一个人的忠诚加上另一个人的欺骗，
一个人的付出加上另一个人的掠夺，
一个人的笃信加上另一个人的敷衍。
爱情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
可是，一加一却不等于二，
就像你加上我，也并不等于我们。
这种叫爱的情啊……
如果你忘了苏醒，
那我宁愿先闭上双眼。
你说你不好的`时候，
我疼，疼的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你说你醉的时候，
我疼，疼的不能自制，思绪混乱。
我的语言过于苍白，
心却是因为你的每一句话而疼。
太多不能，不如愿，
想离开，离开这个让我疼痛的你。
转而，移情别恋，却太难，
只顾心疼，我忘记了离开，
一次一次，已经习惯，习惯有你，
习惯心疼你的一切。
许多往事在眼前一幕一幕，
变的那么模糊，
曾经那么坚信的，
那么执着的，
一直相信着的，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突然发现自己很傻，
傻的不行。
我发誓，我笑了，
笑的眼泪都掉了。
笑我们这么傻，
我们总在重复着一些伤害，
没有一个可以躲藏不被痛找到。
却还一直傻傻的期待，
到失望，再期待，再失望……
习惯，失眠，
习惯寂静的夜，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想你淡蓝的衣衫。
习惯，睡伴，
习惯一个人在一个房间，
抱着绒绒熊，独眠。
习惯，吃咸，
习惯伤口的那把盐，
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习惯，观天，
习惯一个人坐在爱情的井里，
念着关于你的诗篇。
谁的情感无法张扬，
谁在陌生的房故作勇敢，
谁在夜晚害怕腐烂，
任呼吸突然变得野蛮，
先爱吧，
把这一副肩膀挡掉一点遗憾，
先爱吧，
看似一双翅膀躲啊躲已经黑暗，
先爱吧，
人们不懂这样一旦欲求不满，
先爱吧，
之后感伤之后再算，
之后再算……
我习惯了等待，于是，
在轮回中我无法抗拒的
站回等待的原点。
我不知道，
这样我还要等多久才
能看到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
如此我还能坚持的等待多久
去等一个结果？
思念，很无力，
那是因为我看不到思念的结果。
也许，思念不需结果，
它只是证明在心里有个人曾存在过。
是不是能给思念一份证书，
证明曾经它曾存在过？
一个人的世界，很安静，
安静的可以听到
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
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
病了，给自己一份坚强；
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
跌倒了，在伤痛中爬起，
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
是啊，我总是一个人，
你从来不曾来过，
我也从来不曾出现在你的世界。
似乎习惯了等待，
单纯的以为等待就会到来。
但却在等待中错过了，
那些可以幸福的幸福。
在失去时后悔，为什么没有抓住。
其实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错误。
明知道等待着一份
不知能否到来的幸福……
或许可以爱很多个人，
但只有一个人会让你笑的最灿烂，
哭的最伤心。
于我——应该都笑的灿烂，
但我不明白给我最灿烂的是谁。
哭，那是经常的吧。
但是我不明白伤心，
让我最伤心的是谁。
只是心太痛，太痛……
之后便不觉着痛了。
也记不清楚那些班驳的光影。
在一段时间我喜欢一段音乐，
听一段音乐我怀念一段时光。
坐在一段时光里
怀念另一段时光的掌纹。
那时听着那歌会是怎样的心情？
那时的我们是否相遇？
是相遇还是错过？
还是，没有结局的邂逅？
立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在无法遇见
第二个寂寞的人的寂寞冬天。
独自行走独自唱歌独自逛街
独自看着一整个世界狂欢。
人们手牵手地逛着游乐园。
他是她的独一。
我是所有人的无二。
世界充满了我们相遇的几率。
我却始终无法遇见你。
是时候了。
好好地做个女人。
穿裙子。扎辫子。
不和别人吵架。
不翘课。不说脏话。
一日三餐一个不能少。
11点之前睡觉……
其实这些，我做不到。
最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关于《诗经》的创作过程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
《诗经》大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到这个名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用的也是《诗》，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产生年代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记录为西周初年，最迟产生的作品为春秋时期，上下跨度约五六百年。产生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到长江北岸，分布在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经文史专家考定，《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关于《大雅》这十八篇的创作年代，各家说法不同：郑玄认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时代的诗，《生民之什》从《生民》至《卷阿》八篇为周公、成王之世诗。朱熹认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但均认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创作者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收集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如十五国风。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传承历史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有目无诗)。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其传诗。
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今只剩外传10卷。现今流传的诗经，是毛公所传的毛诗。
《诗经》创作艺术的总结
在情志合一、直言非诗的理论基础上，对《诗经》章法结构、用韵情况和赋比兴手法等做了系统深八的分析与总结。
《毛诗正义》作为“诗经汉学”的集大成者，其说诗模式虽然仍未跳出重在发掘政治教化与美刺功能的传统解经范式，但其对《诗经》在章法结构、用韵和赋比兴手法等艺术表现特征方面所进行的系统总结却颇为引人注目。这一成就超越了此前魏晋六朝文学自觉时代的《诗经》研究成就。
一、《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出发点
文学是情感的产物，肯定文学创作中的个人情感抒发，是重视文学本身艺术特征的基本前提。孔颖达等人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于儒家文论中第一次明确主张“情志一也”。《毛诗正义》中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志合一的意思：
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日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此处所谓“心”，即上文所谓“情”;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即上文所谓“在己为情，情动为志”。可见，这段阐释，其实也正是主张情志合一，肯定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根本地位。
那么，直接将心中之情感说出来就能够成为一首诗吗？孑L疏明确提出了“直言非诗”的理论主张。孔疏认为，《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的意义重在强调“直言者非诗，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接着又说：“初言之时，直平言之耳。平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嗟叹之犹嫌不足，故长引声而歌之。长歌之犹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既然他认为“直言非诗”，那么运用各种语言艺术形式来言志作诗就是逻辑的必然。从实现诗歌抒情意图发，孔颖达强调要通过多样化的表现手段以强化诗人“申志”“舒愤”之目的。这种认识为其深入探讨《诗经》的创作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他关注《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发点。
二、对章法结构的分析
孔疏在《诗经》首篇《关雎》之后，用了字数是《诗大序》倍的篇幅，对《诗经》的字句篇章作了集中讨论，成为《诗经》经学阐释 首先总体概括了《诗经》中字、句、章、篇的关系，其云：句必联字而言，句者局也，联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铺，事明而遍者也。然后具体总结了《诗经》中句式的各种情况，云：
句者联字以为言，则一字不制也。以诗者中志，一字则言蹇而不会，故《诗》之见句，少不减二，即“祈父”、“肇裎”之类也。三字者，“绥万邦”、“娄丰年”之类也。四字者，“关关雎鸠”、“窈窕淑女”之类也。五字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类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类也。七字者，“如彼筑室于道谋”、“尚之以琼华乎而”之类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见九字、十字者。……句字之数，四言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将由言以中情，唯变所适，播之乐器，俱得成文故也。
这段话结合实例全面总结了《诗经》句式变化的各种情况，归纳了《诗经》的句式规律，认为《诗》是以四言句式为多，其余二至八言句式则是为了适应情感表达的特殊效果和合乐歌唱艺术形式而运用的，是四言句式的有益补充。孔疏明确指出句式的各种变化都只不过是为了“申情”而“唯变所适”，也就是说，诗歌的句式变化都是出于“抒情言志”的需要。
孔疏对篇章的论述最为详细，全面总结和论述了《诗经》的'章中句数和篇中章数：
章者，积句所为，不限句数也，以其作者陈事，须有多少章总一义，必须意尽而成故也。累句为章，则一句不可，二� 其三句则《麟趾》、《甘棠》、《驺虞》之类是也。其多者，《载芟》三十一句，《宫》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过也。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以上，即《驺虞》、《渭阳》之类是也。多则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类是也、唯《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乌》，皆一章者。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中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章组成。疏看到，在《诗经》中一章不少于两句，最多是。之所以每章句数不能够限定，是因为据表达内容不同，需要的句数多少亦不同。“必须意尽而成”，讲清楚所要表达的意思，一章也即结束。结合孔疏于前所叙章者明也，总义包体，所以明情也”，章这种结构形式同样是服务于抒发情志、叙述事件这一目的，所以其句数自然要随表达需要而定。孔疏在论及章数之时尤其注意到了风、雅与颂在一篇章数上的区别，其立足于诗歌重在抒情的艺术本质，对篇内章数的多少问题予以理论的思考和阐释。孔疏认为，“风、雅少犹两章以上”，“多则十六以下”，是因为“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无一章者。”而“《周颂》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鸟》，皆一章者”，则是“颂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之故。展读《诗经》，不难发现，风、雅之诗，广写世间人事百态，小到男女婚恋，大到刺过论功，志在匡世的政治热情，更为追求诗人主观情志的抒发，所以极尽深婉之能事，一章言之，意犹未了，故非二章或多章不足以尽兴。而《周颂》众诗，述功告神，不必殷勤，缺乏反复诉说的情感动力，故多为一章。孔疏之论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诗经》艺术的真实状态，可谓有理。
三、对用韵情况的分析
孔疏云：诗之大体，必须依韵，其有乖者，古人之韵不协耳。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著》“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涟猗”之篇，此等皆字上为韵，不为义也。然人志各异，作诗不同，必须声韵谐和，曲应金石，亦有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则“彼人是哉，子日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图，蛊其然乎”;“其虚其徐，既亟只且”之类是也。
“诗之大体，必须用韵”，可见孔疏将用韵看作是诗体成立的必备因素。音律的最大价值自然在它的音乐性。音乐自身是一种产生浓厚美感的艺术，诗之依韵，就是为了“声韵和谐，曲应金石”，使声音谐美，便于吟咏歌唱，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意绪在美妙的声韵中播扬，增强其审美浓度和感染力量。孑L疏尤其关注的是句尾语助词与诗韵的关系。其分汉字为“全取以制义”的实词和“假辞以为助”语助词，认为语助词“虽在句中，不以为义”，如果置于句末，则主要就是“为韵”，并且依次举了《周南·关雎》、《召南·摞梅》、《小雅·巧言》、《邶风·旄丘》、《齐风·著》、《魏风·伐檀》这些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详尽而确凿。这种情况可与王力《诗经韵读》中所说“如果句尾是一个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字上”相印证。孔疏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即“将助句之字，以当声韵之体者”，且举《魏风·同有桃》、《卫风·氓》、《小雅·常棣》为例，这种情况大概相当于“虚字被用作韵脚，倒数第二字不再作韵。”
孔疏的诗韵理论常反映于其《诗经》疏解中，如《王风·采葛》“设文各从其韵，不由事大忧深也”，《郑风·丰》“而经衣裳异文者，以其衣裳别名，诗须韵句，故别言之耳”，《魏风·硕鼠》“谷生于苗，故言苗以韵句”等等比比皆是。孔疏在《周南·汉广》正义中甚至说：“诗之大体，韵在辞上。”对声韵之重视超过了文辞。这种意识在《序》、《传》、《笺》中是没有的，应该说相当程度上这是自魏晋六朝以来中国诗歌追求声韵的理论和实践而对孔颖达年所产生的影响所致。
四、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赋、比、兴是《诗经》对中国文学的表现艺术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_二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六者是并列的关系。经过东汉郑众和郑玄以及齐。梁时期刘勰《文心雕龙》的阐释，赋、比、兴作为写作手法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增强，但论述得最完整的还是《毛诗正义》。孔颖达说：
郑(玄)以赋之言铺也……则诗之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也。郑司农(即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叉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乌兽以见意也，皆兴辞也。”赋、比、兴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故比居兴先也。
通过以上论述，将赋、比、兴的不同作用及其排列顺序先后的原因，分析得非常清楚且通俗易懂。至于何以称之谓六义？《毛诗正义》也解释得很明白：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六义，非别有篇卷也这就是说，赋、比、兴是为创作风、雅、颂服务的，故也沾了“义”宁的光。至此，作为写作手法的赋、比、兴含义已基本确定，赋、比、兴与风、雅、颂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界定。赋、比、兴由浓厚的经学含义而逐�
《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系统理论总结，在伦理道德阐释的重重掩盖下，透露出一抹注重文本研究的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是诗经学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
沙扬娜拉诗词 徐志摩
沙扬娜拉
——赠日本女郎
徐志摩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诗词鉴赏一：
诗的一开始，以一个构思精巧的比喻，描摹了少女的娇羞之态。“低头的温柔”与“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两个并列的意象妥帖地重叠在一起，人耶？花耶？抑或花亦人，人亦花？已分辨不清了，但感到一股朦胧的美感透彻肺腑，象吸进了水仙花的香气一样。接下来，是阳关三叠式的互道珍重，情透纸背，浓得化不开。“蜜甜的忧愁”当是全诗的诗眼，使用矛盾修辞法，不仅拉大了情感之间的张力，而且使其更趋于饱满。“沙扬娜拉”是迄今为止对日语“再见”一词最美丽的移译，既是杨柳依依的挥手作别，又仿佛在呼唤那女郎温柔的名字。悠悠离愁，千种风情，尽在不言之中！
这诗是简单的，也是美丽的；其美丽也许正因为其简单。诗人仅以廖廖数语，便构建起一座审美的舞台，将司空见惯的'人生戏剧搬演上去，让人们品味其中亘古不变的世道人情！这一份驾诗驭词的功力，即使在现代诗人中也是罕有其匹的。而隐在诗后面的态度则无疑是：既然岁月荏苒，光阴似箭，更应该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每一寸人生！
诗词鉴赏二：
这首诗只有短短的五行，没过华丽的辞藻，没有冗长的外景烘托，却给人勾勒出了一个清新，朋友依依不舍分别的动人画面。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以为这是一首情诗，描写恋人难解难分的话别场面。后来查过资料才明白，我完全曲解了诗人的本意。“沙扬娜拉”是日语“じゃね”(再见)的音译，不是一个女孩的名字，不过撇开它在日语中本身的意思，如果这是一个女孩的芳名，那一定很受欢迎，这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这是一首送别诗，完全可以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相媲美。诗人访问结束归国，日本女友人前来送行，身着日本和服，盘着秀美的头发，举止温柔，步履轻盈，向诗人挥手告别，表情中带着几分羞涩和不舍，相处的那段日子如蜜般甜美，如今就要分别，一种莫名的忧愁涌上心头。诗人以神传情的效果发挥的淋漓尽致，让人久久回味。
诗词创作背景：
徐志摩(1896—1931)，原名徐章序，浙江海宁人。是“新月”诗派的盟主和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曾就读于国内外六所大学。19留学剑桥大学时开始写新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翡冷翠的一夜》和《云游》四本诗集。1931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因为他的思想和诗作内容充满了矛盾，所以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诗人。他自己的诗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正是他自己一生凄迷、惶惑、矛盾思想的形象概括。应该说，最能显示徐志摩诗歌艺术特点和风格特色的诗作，既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篇章，也不是那些苍白无力的呻吟，而是一部分抒发个人情怀，有真切的生活感受，揭示某种人生哲理又给人以美感的诗篇，如小诗《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是诗人徐志摩的名作，也是“新月”诗作中最简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徐志摩十分崇拜泰戈尔，视他为智慧与光明，5月下旬他陪同泰戈尔往日本，7月方回。《沙扬娜拉》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多半写在日本的观感，共18首，这首诗是徐志摩离开日本时所作。
十五
不辜负造化主的匠心，
她们流眄中有无限的殷勤；
比如熏风与花香似的自由，
我餐不尽她们的笑靥与柔情——
① 此诗写于1924年6月随泰戈尔访日期间。组诗收在初版本《志摩的诗》，再版时作者删去了前十七首，仅存最后一首，并加了一个副题：赠日本女郎。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
②“阿罗呀喈”，日语“谢谢”的音译。
③ 巇：左部为“山”，右为繁体字“戲”(戏)。发音同“希”。字义是“危险”。
④“乌塔”，日语“歌唱”的音译。
⑤“沙鸡”，日语为“酒”。
此处的《沙扬娜拉十八首》由 根据顾永棣先生编注的《徐志摩诗全集》(学林出版社第二版)校对而成。顾永棣编注的《徐志摩诗全集》最早出版于1987年，为中国大陆出版的最早的最为完整的徐志摩诗全集。后来的各种版本的徐志摩诗集有不少都引用了顾的注释。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你忘掉，
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最早谈到诗经各篇创作年代及作者的，不是后人习以为的是毛诗，而是《左传》里所记载，在东周(前770年)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于孔子只有八岁的那一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来观鲁国宫廷上唱《诗经》，即所谓的『周乐』(周朝天子宫廷的雅乐)时，对于周朝的雅乐以唱《诗经》为雅乐的内容，表达他对于所聆之雅乐的《诗经》内容的二南、国风、雅、颂各篇的看法时，对于诗经各篇的或诗或乐的综合评述里，就首先对于诗经的作者及时代，就发表 其全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二南(周南、召南)：季札指出：『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即指出二南的创作时代是周朝打下天下之初(『始基』)，而尚未平管蔡乱事等平定天下之前(『犹未也』)，但是诗中显示出了那种要平定天下的企图心(『勤而不怨』)，即季札指出了二南各篇创作时代当是在成王即位初管蔡乱事未平之前。
邶风、墉风、卫风：季札指出：『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前758年卒)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指出了，此三国风乃是『卫风』，是『卫康叔、武公』(『其』)的时代的作品，即，最晚至东周初年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是代表了『卫康叔、武公』的『德』。
王风：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即指出这是周朝迁往东方，即东周时(前770年起)的作品。
郑风：季札指出：『美哉。其细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即指出，这些诗篇里的内容，呈现的都是繁琐扰民，造成下民忍受不了，是郑国在西周末年时，其畿内诸侯郑桓公于西周亡时，取得十邑之地成立新的郑国。而季札指出这是西周的旧郑国亡国前(前770年前)的作品。
齐风：季札指出：『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此为赞美齐风之诗有泱泱大度，而未提及其作品时代。
豳风：季札指出：『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即指出，于豳风诗篇里的浩荡及乐而不过度，显示出是周公被封于东方的鲁国所带到鲁国来的周朝本土味。即指，此豳风所述皆周公被封鲁国前的西周或先周的遗风及旧作。
秦风：季札指出：『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按，此为谈及秦风的乐曲有先周旧乐的风格。
魏风：季札指出：『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即，如果君主能以魏风为榜样，则会是好君王。
唐风：西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在陶唐氏故地，即后来的晋国。季札指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即，指出，唐风各诗的作者有远忧之思，乃有德性者的后人所写的，像是陶唐氏(尧)的后代所作。
陈风：季札指出：『国无主，其能久乎。』即指其国乱，能久吗。即，应是指近于季札时代所著，以陈风见陈国必将不久。
桧风及以下的曹风，季札就没有评论(『无讥』)了。
小雅：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即指出，是西周衰亡前之作，而作者是抱持先王之志的遗民。
大雅：季札指出：『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认为大雅都是歌颂文王等先王的。
颂：季札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声平，莭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即，颂是歌颂周代先王的『盛德』。
于是，此一最早及最近古的季札于东周初年论及时代未远的`诗经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明晰的轮廓，足以改正不少后人研究时的想象力的与史实不合之处。且也提供了对于周代以诗经为雅乐歌辞的一个具体的史料，足以了解周代的雅乐和诗经是一致的。
而周代的俗乐实另有其乐，非是诗经里的国风，因为，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周朝的雅乐)时，诗经连同国风都是雅乐的一部份，而有关周代的民间俗乐，其实周代史料亦记载的十分充份，只是被不少后人误以为诗经国风就是民间歌谣而把真正的周代俗乐，所谓的梁惠王所说的『世俗之乐』或《礼记？乐记》里所提到的相对于『古乐』(雅乐)的『新乐』等等不胜枚举的周代的俗乐给漏掉了。